拜访“熊先生”：现在的上海是一座钢铁森林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熊先生”其实名叫奥托•伯尔曼（Otto Bärmann），因为德语中“Bär”为“熊”，故有此说。他笑称自己的妻子是“熊夫人”。1933年，熊先生出生在巴伐利亚州的古城科堡（Coburg），信仰新教，育有三个孩子，也迎来了四个第三代家庭成员。八十二岁的他依旧精神矍铄，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青年时代的熊先生在高等专科学校主修财政金融，毕业后在西德联邦公共管理学院（波恩）进修，1937年迈入职业生涯。他先后在联邦财政部、联邦经济合作部（现为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和联邦经济部（现为经济与能源部）供职，担任培训顾问。1988年，熊先生登上人生巅峰——他获得了联邦十字勋章，这是为表彰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为德国作出杰出贡献人士的官方最高荣誉，由两德统一后的第一位联邦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颁发。

熊先生是不折不扣的体育爱好者，在工作之余参加田径、排球、篮球、游泳、徒步等活动。他曾任豪赫陶努斯县（Hochtaunuskreis）体育协会的主席二十年之久。但在两德统一时，熊先生从西德首都波恩被派往新首都柏林工作，不得不卸下主席职位。当时的任务十分繁重，甚至在周六和周日都得加班。于是，熊先生工作时，熊夫人就自个逛柏林，结果成了一位“柏林通”。熊先生在1995年荣休，他和夫人回到了有“法兰克福后花园”之称的小城巴特洪堡（Bad Homburg）——他们从1971年起就在这里生活了。

七十年代的中国之旅

1978年，刚刚结束“文革”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眼中仍是谜之国度。这年盛夏七月，西德联邦部门官员受西德驻华大使馆和中国政府的邀请，赴华访问，熊先生正是其中一员。在出访前，他的心目中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很多人遭受贫穷和饥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伟大的长城和奇妙的汉字，自然还少不了毛泽东、江青和“四人帮”的故事。尽管有各种猜想和好奇，刚到中国的熊先生还是被满街统一的、沉闷的服装颜色所震撼，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蓝蚂蚁”。

访问团参观了毛泽东的出生地，事前自然已经有人负责清场。到了长沙后，熊先生想出门转转，可街上没有出租车。于是，联邦国防军的一位同事跟长沙军区司令取得了联系。司令立马派了一辆车拉着这个两个老外在长沙城转了一圈，中间还跑没油了，让开车的战士紧张了一下。随后，访问团抵达桂林。他们乘船游览漓江，但是对捕鱼鸬鹚的兴趣远远大于甲天下的桂林山水。

在北京，熊先生一行下榻北京饭店。但他注意到，除了这座饭店，周围全是平房，而且以灰色调为主。街上多是自行车，汽车很少，主要是卡车或军车，北京的公交车居然没有玻璃。紫禁城和颐和园自然是绕不过去的参观项目。但让熊先生记忆犹新的是，在北京饭店巧遇老乡——德国排球国家队也在中国。两拨人马聚在一起开了个派对，他们把足足四十五个杯子挨个放在一起，然后往里灌青岛啤酒。这个场面让旁边的中国人口瞪目呆。熊先生认为青岛啤酒的味道不错。

对于这次访问，熊先生的总体感觉是，整个行程和服务安排的很好，甚至有饭来张口的感觉。接待人员、服务人员以及中国官员相当友好。但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人们的目光中还是透露出对长鼻子蓝眼睛的“洋人”的无比好奇。在会谈时，德国访问团从西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角度去问问题，比如百姓的收入多少、有没有医疗保险、药品供应能否跟上等等。中国官员也都作了回答。和之前的印象相比，熊先生认为，至少没有中国人挨饿了，最低的生活标准达到了。

八十年代初，中国财政部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德国。熊先生领着中方的四名官员和一位口译人员参观了巴特洪堡的名胜——疗养院和城堡。然后，请他们到家里做客，体验典型的德国家庭生活。中国客人对于德式住宅的中央供暖系统赞不绝口，当看到熊先生的小女儿熟练驾车时，客人们觉得不可思议。席间，客人们品尝德国饭菜，而担任口译的姑娘则处于紧绷状态，不停地翻译。熊先生总结说，那是愉快的一天。

三十年后再访中国

2007年，退休的熊先生和熊夫人通过一家中国人在法兰克福开的旅行社，参加一个体育爱好者旅行团，再赴中国旅行。三十年的改变显而易见，“蓝蚂蚁”时代一去不返，现在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现代的、彩色的和资本的。正值奥运前夕，北京的天气好的不得了，鸟巢还未完工，闲人不得入内，众人只能从旁经过。现在的北京高楼林立、车流如织，只有故宫和长城一如从前。在苏州，这个体育家组成的旅行团参观了园林和当地的体育学校。杭州西湖除了景色秀美，汹涌的人潮让团员们印象深刻。熊先生认为，高速列车和广场舞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符号之一。

熊先生对如今的中国有什么看法呢？他说，中国的发展速度太惊人了，经济实力愈发强大，货币也越来越重要。但是，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病也都在中国也出现了，比如腐败、环境污染、农业被严重忽视。他说，老上海像伦敦，优雅华贵，而现在是一座钢铁森林，令人惋惜。关于制度问题，熊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很好，但是太多就会适得其反；干部思维在中国还是很有市场，这导致经济不能符合规律的发展，比如中国大兴土木，结果出现了很多“鬼城”。他特别提到自己在七十年代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这些南美国家打交道的经历：德国曾向这些国家的孤儿学校出口校车，结果在海关遇到了麻烦，几经波折后找到管事的上级，他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没有面向未来的规则，全凭干部意志来办事，非常不靠谱。熊先生说，中国还在学习，中国人很聪明，而德国也会提供自己的经验和建议，比如两国现在展开的法治国家对话。

难民问题

德国普通人最担忧的问题莫过于大量难民的涌入，熊先生也不例外。他对总理默克尔的看法是：原则上是位好领导人，对她的执政致以敬意，但是她的难民政策大有问题。难民潮蹂躏德国，但是，人们从默克尔那里看不到“结构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只是不停地接受，但是有没有必要的限度？有没有一整套和全局的安排？全世界都可以到德国来吗？他说，年轻的难民到德国后，还要把他的整个家庭带过来，但德国没办法就这样简单地接受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德国低收入人群已经没有房子住了，难民们又将在哪里安身呢？政府提供的简易住房甚至没有洗浴的地方。而且，德国自己正面临着学校教师短缺的问题，更没有足够人手来教难民德语，不会德语，怎么融入德国社会呢？熊夫人还举了个例子：当地有一家生产窗户的企业，政府安排几名难民进去工作，但是由于语言障碍，他们得花双倍的时间才能学会操作技能，有时还没法理解指令。此外，需要另有人监管他们，又会导致额外成本。

所以，熊先生认为，接收难民人数和标准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比如，沙特阿拉伯可以花大钱在德国建清真寺，却不愿接收哪怕一名难民，因为难民确实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不稳定。他拿出报纸，指着上面的一条新闻说，很多难民到德国后，没有登记就凭空消失了，这是个严重问题。而且，在德国，人们一旦批评接收难民的政策，就会被扣上纳粹、极右、反犹太的帽子。“佩吉达（Pegida）”运动或者“德意志选择党（AfD）”公开抨击政府的难民政策，呼吁民众警惕德国的“伊斯兰化”，熊先生是否支持他们呢？答案是否定的，熊先生说，这些运动和党派本身具有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主倾向，他们正好抓住了难民问题这一点，来发泄对对政府不满，扩大自己的支持者数量。所以，民主政党必须保持警惕。

熊先生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全球网络化，所以世界各地的人很容易就能知道，哪个国家的条件不错，哪个国家可以移民，这也是难民潮不断涌向欧洲的重要原因之一。

退休生活

熊先生六十二岁退休，这二十年来过得充实和自由。他和夫人读书、骑车、滑雪、参加研讨课。他们和朋友在一起打牌，然后大家把牌桌上的钱攒起来，作为购买旅行机票的基金。熊先生和夫人的徒步活动也是风生水起，他们和“驴友”以法兰克福为中心徒步抵达四个方向的目的地：北边的汉堡（约450公里）、西边的卢森堡（约220公里）、布东边的布拉格（约470公里）和南边的博登湖（约320公里）。真可谓壮举一件。



退休后，他们是不是也像众多中国家长那样，仍然为孩子买房或者照顾孙儿的事情操心呢？熊先生呵呵一笑：我们会给孩子一些钱，在德国每年有一定的免税赠予额度，但是他们还是要自己买房子。我们也很愿意照料孙儿，但是有一个前提：我们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必须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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