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英国人如何老有所依？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多年以来，我对老年生活的认知曾一度只停留在数据层面上。

比如在英国，60岁以上的人口为14.9百万；80岁以上的人口为3百万；耄耄之年的老人比过去十年增长了73%，据预测，到了2086年，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人超过60岁……再比如，“刺猬的数量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30%！英国现在仅剩下不到1百万只刺猬；与此同时，蜜蜂的产量比1930年减少了97%，美国人均每年吃掉127公斤肉……”

你看，每天我们都被这些云团般的数据笼罩着，这些增长，下跌和消亡，这些老人，刺猬，蜜蜂和牲畜……像大部分的人一样，面对数据，我多少是有点无动于衷的。我们又不是道家先哲，这些事物和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顿悟道：“已经穿了几十年的人类皮毛的我，要一夜间变成刺猬，蜜蜂和牲畜，从而去体验它们的困境，是几乎不可能了；但是变成老人，不管情愿与否，却是近在咫尺的事情。”有了这个顿悟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开始变得像洋葱一样多汁起来。2015年初，我很幸运地成了Age UK（英国最大的一家老年关怀慈善中心）的义工，从此每周定期去看望独居老人便成了我的工作。

“与其在变老的恐惧中一分一秒地变老，不如趁着还年轻力壮，找出恐惧的成因，让自己变得勇敢起来，也算是为适应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怀着这种心情，每周一下午，我便会骑上自行车，穿过黑鸟，乌鸦和田鸫共舞的麦地，到7英里之外的镇上看望那些孤单的老人。

爱丽丝92岁了，她30多岁时就离了婚，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靠教法语生活。退休后便独居在一栋带花园的新乔治王朝时代的洋房里。那是她在1973年，花了3000英镑买下的房子，为此她自豪了42年。“一个女人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只是一间房也好！再坚实的乳房，再柔顺的头发，也不过只能让你暂时住上几年，只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才能让你毫无顾忌地住上一辈子！”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因为使尽了全身的力气，身体有些微微颤抖，脸上那松弛而脆薄的皮肤，像被风吹得起皱的水波。

每天早上，她会以“买牛奶去”为借口，骑上她的三轮电动自行车，到集市上去和每个人搭讪。四季商人，超市员工，街头艺人……她从不错过任何说话的机会，因此她的冰箱里常常同时放着四五瓶从未开封过的牛奶。

自从我成了爱丽丝的访客后，健谈的她总算有了一个固定的，可以深入交谈的对象，尤其在她的孩子们和孙子们不在身边的时候。教了一辈子法语的她，热衷于谈论关于语言的一切，她常常找出各种同义词，让我作比较；她能听出我英语发音里最细微的错误，比如我偶尔发了subtle（微妙）里的“b”音，她会立刻指出来，让我把这个音删掉，并复读6到7遍；她总是随手抓起什么让我读，有时候甚至是一封被人随手扔进邮箱的推销信，比如“比基尼夏日打折款”之类……我通常都不会拒绝，因为我知道她接下来就会对我的朗诵（即使乏味得让人想死），发表一通赞美。这是最迅速而有效的，让她感觉自己仍有用武之地的方式。她仿佛又回到了曾经属于她的课堂上，在那里，她毫不吝啬地对她的学生使用Perfect（完美）这个词，恨不得每发对一个音，就奖赏他们一颗Retro Candy（火箭糖，1970年代西方流行的糖果）。如果不是患有老年间歇性遗忘症，她完全可以重拾教鞭。

目前，爱丽丝只好把每天的时间花在养花，为自己做菜和学习希腊语上。

然而并不是每位老人都像爱丽丝一样，92岁高龄仍保持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最近在瑞士接受了安乐死的一位75岁的英国老奶奶Gill，就曾说过：“我看过了太多躺在床上虚耗晚年的老人，我觉得应该提前结束这一切。”

听上去似乎很残酷，我却完全赞同她的话。宾夕法尼亚的肿瘤学家和生物学家Ezekiel J. Emanuel数月前，写了一篇很轰动的文章叫《为什么我想在75岁死去》。文中他谈到了自己的父亲：“我父亲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10年前，他还不到77岁，腹部就开始疼痛。后来经检查是心脏病，最后不得不做了心导管分流手术。从此以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步伐缓慢，言谈迟钝，幽默感渐失，一切都变成了慢镜头。”

Ezekiel J. Emanuel的父亲还算是幸运的，我先生的奶奶80岁那年患了中风，进食和大小便皆无法自理，从此被送进老年康复院（Care Homes），在一张靠遥控器控制的，装有便盘的床上，她一躺就是十年。因为不算老年痴呆，每次只要有人去看望她，她就会央求人家允许她去天堂和她的20年前去世的亡夫相会。她的愿望因为是非法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所以被残忍地拖延了10年才得以实现。

爱丽丝之所以能活得老有所依，不单只是因为她有房子，退休金，孩子和孙子，更重要的是她仍有一副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精神追求，当这两样都失去的时候，就像我先生的奶奶一样，财产，子女的爱，医生和护士们的悉心照顾，都不足以阻止她那颗迫切赴死的心。

说到精神追求对老年生活的重要性，这背后还有一个相对严峻的现实在推波助澜。在英国，5百万75岁以上的老人中，51%过着独居生活。在我和我的义工同事们所负责看望的老人当中，没有一位选择和他们的子女同住。这里面有很多主动和被动的原因，比如他们不愿意成为孩子们的负担，不愿意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自身的独立性；比如当代社会的觅食压力，让子女们不得不远离故土，去寻求资源，机会和个人发展等等；然而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却相当敏感的原因，很多子女表示他们根本无法和父母相处。

每隔一段时间，英国各地的电台就会拿这个问题来讨论。记得上周剑桥本地台的早间节目，一位老人抱怨道：“我的孩子近20年都没有来看过我，每隔几年才给我打一次电话。”主持人对此表示极大的同情，同时谴责这种毫无人性的社会风气，话音刚落，一个电话飞快地打进来，一位中年男士反击道：“我也很多年都没有去看过我的独居父亲，因为他是个纳粹和彻底的种族主义者。”接下来，马上又有人应和道：“我不喜欢我的母亲，因为她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我的同性伴侣。吃顿饭她都可以为此数落半天，就不要说让她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

类似的言论曾让我感到非常震惊。自小，我就被教导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我的成长环境里，“父为子纲”就像“君为臣纲”一样，负坚执锐，固若金汤。而在西方，显然，并没有多少人为这一套买单。这种文化差异建构了西方独特的老龄社会图景，即“你想要老有所依，就得跟得上时代的脚步，让自己在思想上进步起来，不然就会被后代孤立和疏远。”这种观念，对那些“老不死的”当然是一种冲击，但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在“三个人里面有一个超过60岁”的未来社会里，却至少保证了某种人类的活力。

每次和爱丽丝告别的时候，她都会问我，你今天学到了什么？虽然我知道她指的是英语，而却我很想借这个机会对她说：“我学到了一种思维的方法，我知道它将在未来帮助我，战胜对衰老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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