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穹顶之下截图

假如柴静是议员候选人,你是否会投她一票?

文/王中原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生,从事威权政治、选举和代议政治等研究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离柴静发布《穹顶之下》已过去了近一个月,两会结束了,环保部更强了,这个时候不妨再回头看看柴静现象。

柴静的《穹顶之下》发布后,从一开始的海量转发、全民点赞和好评如潮,到渐渐招来质疑和反驳的鸡蛋,再到各自立场的集结和论战,整个事件吸引的注意力之高、参与度之广、辐射面之宽都是史无前例的。基于做选举研究的一点职业敏感,我发觉柴静现象呈现出某些类似选举的东西,并且直接是2.0版本的选举。(相关文章:柴静雾霾片duang来袭:穹顶之下,就在此身

当我们缺乏线下的选举机器和选举动员时,围绕某个人物或政策展开的线上民意的流动和集结是对选举的一种变相模拟,即便其无法反映真实的选举结果。接下来我们对柴静现象做一次反事实的推理和想象,如果这就是一场选举。

首先来说说“主张”和“人物”的关系,整个事件的起因是柴静在深度调查和数据收集的基础上通过TED演讲的形式向大众宣导了一种关于“雾霾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做”的解释和主张,但其不是单纯地为了解释雾霾这个现象,而是为了推动某种主张(改造这个现象),这在选举中可以被看作是关于环境问题的某种政策立场,但由于整个讲演在政策落脚点上的模糊和避重就轻(当然有自己的难处),加之在制作和媒体流通上多以“柴静”冠名,公众更多地将关注和讨论的重心情不自禁地放在了柴静个人身上,乃至对“雾霾是什么、它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在解释上的偏差以及对其数据信度的质疑都成了对柴静个人品质和伦理的拷问,因此很大一部分讨论是围绕“柴静”而非“雾霾”展开的。

选举上,选民的投票行为基本围绕候选人、政策主张或政党意识形态展开,可以“投人”、可以“投政策”,也可以“投政党”,我可能不喜欢这个候选人但我支持这项政策所以我投Ta,我也可能非常喜欢某个候选人但这不足以弥补我对Ta提出的政策的厌恶和损失所以我投别人。不管是政策还是人物在选举中都是选民情感、利益和偏好的投射,每个人在候选人、政策和政党上的偏好强度和排序不同决定了大家投或者不投某个候选人或政党。这当然是理想的状态,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喜欢感情用事,对某个人物的好恶直接决定了我们在选举上的立场,但我们应该自省的是我们对具体的政策意下如何?抛开人物影响,为什么我们会支持或反对某项政策主张(利益考量还是意识形态)?


柴静穹顶之下类似民主选举


其二是新媒体、文宣和团队,雾霾记录片的传播将新媒体平台和文宣技巧发挥到了极致,可视化技术的运用、代入感极强的演说方式、网络投放时点的选择(春节后的第一个周末且恰在两会前)、各路媒体众星拱月式的推送报道,可以看出是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的,毫无疑问其背后有个强大的运作和顾问团队,并且“时尚时尚最时尚”。但这些个“投机取巧”是否能说明柴静“用心险恶”呢?有人批评柴静拿女儿的病情说事是过度煽情有违客观,但如果放在选举的逻辑下看,这叫“亲情牌”,煽情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选举技巧,不得不承认很多人是买这个账的,例如,陈水扁选举时经常推着轮椅上的妻子来站台,奥巴马在选举中也经常谈及自己的两个女儿,这些都是希望达到某种“共情”的效果来获取更广泛的关注和支持,至于雾霾跟孩子的肿瘤存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我想这不是柴静要表达和论证的重点,同时“亲情牌”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得不好你的亲人也会成为攻击的对象(例如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的妻子蔡依珊被揭发持有加拿大绿卡)。别人有煽情的自由、你也有不买账甚至批评的自由,这才是健康的常态。

此外,新媒体(微博、微信等)具备成本低、效速快、触及广等传播优势使得该事件的肇始、发酵和扩散成为可能,其效应酷似2.0版本的选举,这方面最经典的案例是2014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柯文哲对连胜文的台北市长之战,柯P团队面临连胜文在电视、车身、公共场所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转战facebook、youtube、PTT等新媒体平台,运用精巧的文选策划和网络乡民自发的协作,最后只用了1/5不到的竞选资金完胜对手,被称为“新淝水之战”。此外,选举方面台湾有专门负责文宣的政治咨询和公关公司(威肯、战国策、硕泰和新高山等),因此战术上的技巧和策略不能作为动机不纯的证据,因为我的动机就是为了说服你。如果柴静的片子是一则竞选广告且选择在选前之夜投放,那么对手根本没有招架的余地,从而可能笼络很大一部分选票,即便事后有人觉察到自己的投票并不理性,但这就是新媒体传播的逻辑。


北京雾霾儿童戴口罩


其三,演讲人受到近似竞选者一样苛刻的对待。柴静作为一个知名记者、母亲、城市中产知性女青年的多重形象的确为纪录片的影响力加持不少。但随后其本人也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拷问,对雾霾问题的论辩转移到对其私德和私生活的曝光,例如“在国外生孩子”、“抽烟”、“开豪车”、“曾经是小三”等等,都成了讨伐质问的话题武器。如果在选举社会,这也是很正常,候选人在决定参选之前就会掂量要不要把自己和家人放在高倍聚光灯和显微镜下去让大众审视,特别是没有从政经验的政治素人有时很难承受此番“起底抄家”式的曝露,但公众的确有权利提出这些朴素的质疑,即便是侮辱和谩骂(当然当事人可以控告和回击)也是候选人必须承受之重,同样过分的曝露和打压也会博得一部分选民的同情,从而在选举中“逆转胜”也未可知。

儒家文化圈在选举中对候选人的道德要求普遍较高,由于私德和私生活曝光而影响选情甚至退选的大有人在(例如陈为廷因性骚扰旧案退出苗栗立委的补选)。人的本性决定了人在行为和观念上不可能完全前后一致表里如一,当我们每一个棱角都被聚光灯照得通透的时候也难免面目狰狞,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作为公众人物你在任何时点和场合说的话、表的态都可能成为日后“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地雷(例如Youtube上各种黑马英九的视频)。这种候选人式的严苛对待是今后想要通过公共事务博得个人声誉或借助个人声誉推动公共变革的政策企业家必须理解、面对和承受的,难怪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总是第一位的。


其四,我们说说“中间选民”。同样是网络公共事件,柴静事件和几年前的“方韩大战”的显著区别在于,出现了一批较为理性观战的“中间选民”,与韩粉和方队之间各种撕逼无节操无下限的口水混战不同,这次关于雾霾问题本身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好好聊天”有很多理性分析和反思的文章出来,公众不再简单地被“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立场撕扯,除了分布在观点光谱两端的“扛柴党”和“砍柴党”之外,很大一部分受众分布在中间偏左或偏右,即一方面赞许柴静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不否认某些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商榷,或者一方面不同意柴静的大部分观点和论证,但对其点醒了大众的健康环保意识也表示肯定,或者对柴静本人和整个论战基本无感,但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觉得是到了政府该做些事情的时候了。网上各方观点和论据的轮番呈现使得舆论产生了某种对冲,明显极端化、情绪化、上纲上线、扣帽打屁的论调逐渐被边缘化。

选举中某种意识形态的极端信仰者或反对者会陷入“信者则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境地,即便你有铁的证据也是无法说服Ta的,一个再健康的社会也无法排除这部分人的存在(这是基本的人类学现象),因此我们的论辩不是为了说服或者消灭这部分人,而是为了扩大或争取广大的“中间选民”。所以一个真正良性且自由的言论环境不是完全消灭不理性的声音,剥夺其发言的权利,而是努力使得不理性的声音不再有其市场。此间,我也拿自己做了一个实验,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观看、转发或点赞,而是坐等批评和反驳的消息出来,在充分阅读各方评论和观点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看了《数据造假》那篇之后,抱持着警惕、开放和验证的心态观看了纪录片,看谁更能说服我。在一个公共议题充分呈现之前,要避免过早地扎堆和站队,怀着审慎、开放、“我还没决定支持谁,听听再说”的中间选民心态,从容理性地做出评判和选择,那个时候我们会更清楚我们何以支持或反对。


雾霾中的天坛


再者,我们聊聊“政治正确”和专业性之间的关系。雾霾的确是个难得的公共议题,首先环境问题相对其他维权抗争活动其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体制内也有部门利益的支持,因此言论空间较大;其次,雾霾作为受难者众多的公害享有天然的话题关注度;同时雾霾问题又是一个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的大话题,没有一方具有排他性的知识垄断,因此我们看到除了公众舆论之外,大气学、物理学、化学、医学、计算机科学、公共卫生学、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乃至哲学等学科的学者都参与了大讨论。“保护环境、治理雾霾”,这在常人看来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和道德伦理上的优势,但当专业研究入场的时候,我们发现事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例如,自然科学领域的众多研究成果显示污染问题相当复杂,柴静展示的雾霾与预期寿命的共变关系只能说明两者的相关性并不证明其因果性(有闪电就会有打雷,但打雷不是闪电引起的),其次在论述雾霾跟疾病的关系时无法排除其他因素(如吸烟)的影响并证明这种关系是统计学上显著的,再例如“污染权”交易的经济学告诉杜绝所有污染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愿意为污染付出多少成本,因此使用劣质煤和油的根源不仅仅是垄断而更多是政府的价格管制,即大众不愿意为清洁空气支付更高的成本(油价、电价等),我们既想要低价油电又想要清新空气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在选举社会,候选人喜欢拿高大上、具有政治正确性的政策主张来笼络民心,例如废核电、高福利等,可等到他上台后却发现很难推行,因为他不懂其中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但是不是所有政策必须通过专业论证之后才去做,也不尽然,因为很多问题在专业领域也没有结论,拖久了可能会出大事,当我们迫不及待要去解决问题时,就需要各方利益、偏好和力量的权衡和妥协,这是一个政治过程,倒逼机制也是可行的,但倒逼出来的政策不一定就是好政策。


北京雾霾中参加马拉松


最后,我们谈谈多元声音和代议政治。柴静的主张再有感召力也只能代表政策光谱上的一环,在选举社会中可能是绿党,其票仓多是城市中高产。对应的,维护煤炭钢铁等产业工人利益的劳工政党会出来反对,同时倡导自由市场和控诉政府价格管制的自由派政党也会跳出来质疑。声音的多元代表着背后利益结构的多元,每种利益多少都有其正当性,只不过我们缺少一个制度化的平台供各方利益自我主张并平等发声,以至于某些弱势方(如劳工)在论辩中缺席,而另一些跟政府走得近的利益集团却也遮遮掩掩。

一个成熟的代议政治下,即便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声音也有机会集结和发声,例如一些西欧国家的反欧盟内移民的政党(英国的Ukip, 法国的united frontier、荷兰的PVV),以及印度加尔各答、孟买等市反对外来劳工分享城市福利的政党,当然这些利益可能是少数,但少数也是多元的一部分,都应该有被尊重、被代表和被听见的机会。“网络是上帝赐给中国的礼物”,它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类似选举社会的宝贵机会,即让我们知道并渐渐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有跟我想法完全不同的人并且貌似他们说的也有道理。环保不是唯一高尚的价值,其在不同的群体和阶级心中的价值排序也不同,这个社会的利益是多元共生的,我们要给少数力量发声的机会,并尊重且聆听他们的意见和诉求,寻找“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即在不伤及任何一方的情行下使得至少一方变得更好,如果已找不到此类空间,那么需要改进的一方必须给蒙受损失的一方给予某种补偿。很多公共政策本身就是一个折衷或权衡的结果,没有一方有权利获得所有好的东西,这就是政治,政治的艺术在于原则和妥协之间,浪漫主义地认为某件事情做了其他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或者不顾及他人的利益和死活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味地推行自身主张的人是不负责任的。同时,一个号称要代表全民的党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从来没有“全体人民利益”这个东西,人民内部矛盾是真实的,但也是一定程度上可调和的。


我们从柴静事件中可以看出某些选举的端倪和路数,借以想象如果我们进入选举社会会是怎样的样貌。当然我并不认为选举本身会让公共讨论更加理性和平,相反很多时候选举这种依靠社会分割线动员的机制会极度扭曲公共论辩,同样简单粗暴的“政策性公投”也无法替代严肃专业的公共政策讨论和研判。因此,近几年在西方国家兴起了“选举间民主”(democracy in-between elections)的大讨论,即如何在选举后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引入更为优良的民主机制,克服“谁统治”(who governs)的困境,其中广泛的公共参与和协商式民主是一种尝试。

或许柴静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演绎了一场鲜活的“政治O2O”(online to offline),即人们(大众和政府)在线上对某话题的关注、讨论和消费开始逐渐影响其在线下的观念、行为和选择,善莫大焉!所以经历过兴奋、挣扎和反思,如果柴静是议员候选人现在我会冷静地投她一票。

(原标题:
柴静现象:一种类似选举的东西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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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原
王中原

文/王中原 莱顿大学博士生,研究比较选举、议会制度和比较威权政治。“生在变革的年代是幸运和不幸的,不幸的是你需要承担变革的代价,幸运的是你有机会参与并见证历史的大浪淘沙。我愿承担这样的代价,也希望能用笔和行动更多地参与、打拼。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给了我认识世界的视角,但世界本身更加多姿多彩,长存一颗开放和渴望的心,在文字中和大家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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