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懋熙将屌丝分析置于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关于“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的理论框架中,认为屌丝话语尚未形成发展完全的“对抗性公众”,而是表现出一种以鲜活现实生活体验为纽带的集体情感认同。就如文化理论家萨拉·阿莫德(Sara Ahmed)认为“情感”其实是一种“社会力量”一样,“屌丝”凝聚了焦虑的年轻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情感共识,他们期待重塑其可实现的生活方式,也乐于拥抱新身份和新的流动可能性(比如“逆袭”)。
“屌丝”还意味着对某种成功观的抵抗。人类学家丽萨·霍夫曼(Lisa M. Hoffman)描述过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爱国专业主义(patriotic professionalism)”:大量青年人才因其成长、教育背景对国家形成强烈忠诚心,以“爱国主义”之名规划职业,并为了国家发展更好而在其专业素养上持续精进。学者安德鲁·凯普尼斯(Andrew Kipnis)则勾勒过一幅以“教育渴望”占据中心的中国图景:家长们渴望孩子考入大学以改变命运;教育资本化,家庭与政府投入不遗余力;以及所有教育机构的激烈竞争。正是“爱国专业主义”、“教育渴望”以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成见一同形塑了中国式成功观。在斯懋熙看来,“屌丝”共同体的意义在于其暗含着一种对这种成功观的隐形拒绝与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