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跨国公司在华污染环境？

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外资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退化问题。为什么在西方国家颇为遵纪守法的跨国公司到了中国就开始污染？它们是不是在欺负中国？香港浸会大学商学院的王坦与香港大学地理系的陈艳最近发表论文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污染天堂还是污染光环？

关于跨国公司的环境污染，存在两种说法。

一种是“污染天堂”假说。这种假说认为，跨国公司为降低污染成本，会将环境监管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视为“污染天堂”，大量输出污染类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往往展开“逐底竞争”，竞相降低环境监管标准，从而使环境恶化。

与之相反，“污染光环”假说认为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环境技术，投资带来的技术输出会为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治理。跨国公司同本地企业竞争，加速技术升级并淘汰落后技术，为减少环境污染做出贡献。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各级政府渴求外资，跨国公司能规避环境监管而轻易进入中国。相对于治理污染的高昂成本，支付排污补偿费更为划算，因此企业更愿意排污而非治污。尽管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结构调整会改善环境污染，但其作用相对较弱。因此，总体而言外资会产生环境污染。

港澳台投资比经合组织成员国更绿色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可简单的一概而论，还要看到其中更细节和微妙的关系。

比如，尽管外资都会产生环境污染，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会产生不同影响。研究者发现，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投资比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投资更绿色。在具体方法上，他们构造了中国287个城市2002-2009年的面板数据，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衡量环境污染，用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外资规模，并将其拆分为港澳台企业和其他国家企业两类。分析结果发现，OECD成员国投资越大，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越高，而港澳台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者认为，尽管OECD成员国企业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但它们与中国距离远，身份认同感低，会无所顾忌地污染环境。与之相比，港澳台企业与中国一衣带水，同宗同祖，“血浓于水”，有很强的地理和文化“嵌入性”，更愿意减轻环境污染以展现企业社会责任。

此外，当地的制度水平也会对污染产生影响。完善的制度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部门的高效运转，强化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有序竞争，并提升环境保护技术外溢和环境污染水平降低。反之，制度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蒙受跨国公司的环境污染。

研究者发现，在排除了资本强度、固定资产投资率、人均实际收入、单位面积国内生产总值等因素的影响后，数据依然显示：外资规模越大，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越高，但制度发展水平能够减轻外资的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研究者衡量城市制度水平的变量是樊纲和王小鲁等开发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包括5个维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数据分析显示，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污染情况的影响是显著的。

建设制度，应对外资的负面冲击

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外资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携手相伴，外资带来就业机会和增长前景，地方政府很难抗拒这些诱惑并制定严格的环境监管标准。尽管受污染地区的居民会有微言，但他们的抱怨和抗争往往被忽视。

企业搬迁与污染转移不仅在国与国之间发生，也在一国内部发生。中国政府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大量企业迁址乃至退出。西部地区是制度发展滞后而对外资饥渴的区域，它们在承接东部地区淘汰的外资时，可能会对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从中国退出的外资又对东南亚和非洲国家产生环境污染，因为它们往往不具备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制度能力。

尽管欧美企业的生产率高，但其污染程度也高。港澳台企业的环境污染较小，虽然其生产率偏低。政府在引进外资时，需要权衡这个矛盾。政府应发展法律、政治、监管、社会等方面的制度以应对外资的负面冲击，特别是在外资审批环节增强透明度和外部监督，避免暗箱操作滋生的腐败，防范跨国公司规避环境监管。
诚如作者所言，该文并未探讨外资与制度发展的共演过程。外资可能推动东道国制度发展，而制度水平反过来会影响东道国对外资的选择。这种共演过程值得关注，因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某些地区能发展有效的制度以抗衡外资的负面影响。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政见网，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你可能也感兴趣的内容：

谁在收拾水污染的“烂摊子”？

谁为跨国企业代工厂员工的安全健康负责？

荷兰跨国公司：商业盈利与可持续发展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