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赵琦携心血之作《殇城》(Fallen City)，入围今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处女作”单元。
08年四川大地震后，历时四年追踪拍摄三个失去至亲的家庭，用平实的镜头语言记录着苍穹之下一个个巨创之后的鲜活生命，和他们在社会大环境中的喜怒、无奈和挣扎。中国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赵琦携心血之作《殇城》(Fallen City)，入围今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处女作”单元。
历经四年的不懈努力
“08年大地震之后，（我们）和很多人一样，下意识的去灾区，都想出一份力。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拍，看着电视上充斥着关于救援的新闻报道，就想沉下来，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尽量不要拥挤到所有人都去的地方。”回想起最初拍摄的情景，赵琦说，“就算在一边坐着，拍一块普通的石头，想到下面就压着人，就会哭的。”
他在随后的四年中去了灾区二十次，连续三年都没和家人过春节。从最初的二十多人采访，到最后集中表现三个家庭的变迁，更多不是个人的创作选择，而是饱尝人生极端况味的当地人动荡生活的折射。失去11岁女儿的彭大哥夫妇，父亲在地震中遇难后母亲改嫁的15岁少年小洪，和痛失六位亲人的社区主任李桂花，片中普通而鲜活的人们身处浩大的灾区重建工程，更在平常而真实的生活中流露出情感的激荡。
客观视角更为“大家”
赵琦在片中试图保持客观视角，静默地呈现生活和生命的流变。他认为每个人对事物都有自己的判断，没有必要刻意宣传，或放大事实。“我希望能传达相对而言更广的东西，就事论事地传达这个时代。通过时间的积累和相对客观的呈现，轮回、人在生命里的无奈才会有比较完整的感受。如果太过于纠于细节，就容易忽略大的背景。”他坦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跟过去迅速告别，相对而言在内心身处比较惶恐，没有精神支柱。对于具体的事件和细节，需要讲述清楚后跳出来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让观众了解之前被告知的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样才能形成点面的结合。如果过于进入单纯叙事，往往会让观众缺乏对时代的正确把控，从而失去形成正确判断的基础。”
对于拍片风格，赵琦认为，平和而注重务实之道可能更“大家”。他说，拍片子的目的是传达正面的力量，试图改变一些现状，但要有可行的方法。他表示，“影像工作者应该以善意和改良的态度去记录生活，平和地考虑问题，我该怎样去做才能帮助这个社会，然后主动去做一些风格上的改变，通过你的力量，去促进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推动‘免费午餐’的记者邓飞，他在微博上的正面行动让中央政府看到，从而引起重视，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异军突起
在完成这部导演处女作之前，赵琦已经是颇有经验的纪录片制片人，他担任制片的加拿大华裔导演张侨勇的新作《千锤百炼》(China Heavyweight)，该片刚刚获得第49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今年也来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做推介。说起和纪录片的渊源，赵琦说，2005年他通过好友范立新认识了当时在中国拍摄《沿江而上》(Up The Yangtse)的张侨勇，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一类型的影片制作。06年他甚至个人贷款30万借钱为范立新导演的《归途列车》做制片。后来加拿大的EYESTEELFILM公司参与此片进行国际融资，让他对如何在国际上“找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掌握了一定的独立制片人的经验。他们在国内成立了工作室，取名为“远方”，寓意“看到未来”，希望架设一个良好的平台，帮到更多的独立电影人。
《归途列车》2008年来IDFA做pitch筹资，2009年收获了最佳长片奖，赵琦的《殇城》也一样，2010年在IDFA成功pitch，资金来源遍及欧美和日本的播映机构。这样的“路线”似乎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国际上的异军突起，赵琦则说，他其实更看重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片子怎么样拿到国际上来被国际观众了解，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但中国很多导演就埋头苦干，用自己的钱，希望在国外拿个奖。但他在英国上学时的第一课，老师就说“永远不要拿自己的钱拍电影”。“这几年我们通过国际市场运作，拿到钱，这样的方式对市场而言更健康一些。”他也更希望鼓励更多人意识到要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取资金，对片子以后的曝光率也是有好处的。
赵琦已经是第三次来到IDFA，他表示很羡慕荷兰这样小的国家能有这么好的纪录片土壤和观众基础，大家热爱纪录片，“特别是现在欧洲身处经济危机，但还能维系，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还希望IDFA的脚步能走到更多的地方，尤其发展中国家，让它的理念传播开去，让大家看到像这样的场合也有它的商业价值，和文化的隐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