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应不仅与婚姻有关，而且与恋爱、同居、分手、离异也相关；家庭暴力也不仅存在于异性恋亲密关系中，在同性恋亲密关系中也同样存在。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2015年的年底，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顺利通过。正当各方为此欢庆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某领导的答记者问，却令人糟心地给该法带上了异性恋霸权的大帽子。
自2015年夏天《反家暴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出台以来，妇女组织、民间团体、研究人员与机构纷纷畅所欲言，或提交意见，或撰写报告，或召开研讨会，为出台一部更加完善的《反家暴法》上下奔走。由于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各方所提的意见或有不一，但是，“草案”中对于“家庭暴力”的定义却为大家所共同诟病。
主要表现为：“草案”只关注身体暴力，却对言语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包括婚内强奸）和经济控制等其他常见的暴力形式实行忽略政策；“草案”只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却将恋爱、同居、分手后和离异等婚外亲密关系导致的暴力排除在外。
《反家暴法》最终稿加入了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仍被忽略。最终稿第二条仍将家庭暴力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但却在附则第三十七条留下一个令人遐思的注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这一条款，本可以成为今后司法解释的衍生点，为促进该法尊重多元的宽容性和公平性提供了方向和可能：家庭暴力应不仅与婚姻有关，而且与恋爱、同居、分手、离异也相关；家庭暴力也不仅存在于异性恋亲密关系中，在同性恋亲密关系中也同样存在。然而，某领导针对37条的“义正辞严”的答记者问却堵塞了各种可能性的管道。
在回答中，他强调三条：“一是指家庭成员以外；二是共同生活；三是参照本法执行不是适用本法。”他尤其强调，“对同性恋，到现在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也没有这个事情。”
中国法律一直对同性恋群体采取“不问不理”的态度，既不违法，但国家也不鼓励。婚姻法更没有关于同性恋结婚的相关条款，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多次推动两会提案“同性婚姻合法化”也一直没有明确的进展和效果。所以，领导用“法律没有规定”来塘塞似乎还有些理论依据，然而，他那句“也没有这个事情”却让人大跌眼镜，简直无视中国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群体的广泛存在。
英文中有一个词，Heteronormativity，翻译成中文，即异性恋正常化。异性恋，本应为多元性别的一种形态，然而在很多社会，却被社会文化和国家制度建构为唯一“正常”和“合法”的形态。异性恋正常化依靠推行异性恋霸权的方式来得以实现，因此，所有与异性恋不相同的多元性别形态都会被歧视、被污名、被排斥。作为个体的公民，在这一霸权之下，难以自由地选择和拥抱自己多元的性倾向，或是被迫成为异性恋，或被天经地义地视为异性恋。异性恋霸权的思维模式人为制造了社会群体的等级关系，否认了国家法律本应保障每个公民生而为人的平等权利，此举公然将同性恋群体排斥在家暴法保护之外，无疑是给法律公平公正一记响亮的耳光。
一部反家暴的法律，带上了异性恋霸权的帽子，自然会成为了国家公权力公然否认性多元群体权益的工具。在中国，同性恋者不能合法结婚，同性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也不能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异性恋霸权的体系维护的只是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制度。在“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宣传中的家，只是一夫一妻异性恋的家，这些家作为“和谐社会”的细胞，最为充分地享受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只有一夫一妻制度下的城市孩子才能充分享受教育的机会与公平。 在同性恋群体中形婚的盛行也充分彰显了，在国家制度不认可的条件下，该群体要实现自我及后代权益保障的身体政治和群体智慧。
事实证明，只要有亲密关系的存在，就有亲密关系中的暴力的存在。浪漫爱带来的独占欲和排他性使得亲密与暴力形成相互纠缠的关系。民间组织同语在8个城市的拉拉中开展调查，42.62%的受访者自报经历来自女友的暴力，10%自报经历严重的暴力。另一研究对比418名男同性恋（同志）和330名异性恋男子，发现同志们经历更多的恋爱暴力，32.8%的同志经历了至少一种恋爱暴力。此外，由于异性恋霸权的制度性的歧视和压迫，拉拉和同志们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性倾向，遭受暴力也无法启齿和求助。同性恋人在遇到亲密关系暴力时，由于自身对家庭暴力认识不足和缺乏外界的求助渠道，处于更加无力和边缘的位置。
推动中国《婚姻法》的改变，道路漫长而修远。《反家暴法》是否可以开尊重性别多元的先河，抛弃异性恋霸权的帽子，在法律具体实践过程中，将同居条款应用且包容多元性别群体，我们还需永不言弃、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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