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中国人在一生中曾经吸食过新毒品的人，就有2100万左右。这不仅超过世界上137个国家的总人口；而且是官方的登记数字的14倍半。只有7%的人，曾经真的被政府发现过。
国家禁毒办公布：到2015年，全国累计登记的滥用合成毒品人员145.9万名。可是谁都知道，这个数字是最低限度的，因为无论是正规警察还是“朝阳群众”，都不可能发现所有的新毒品使用者。
那么，这方面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新毒品 多到吓人
在我主持的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也就是足以代表全中国18-61岁的所有人的情况）里，被调查者们自己回答说：
吸食过新毒品的男人，从2010年的3.4%增加到2015年的5.0%；在女人中则从0.8%增加到2.1%。其中，年龄最大的是50岁，因此在18到50岁的年龄组中，吸食过新毒品的男女，实际上占到3.9％（标准差0.6%）。即使去掉标准差和抽样误差，那么在最低限度上，也占到3.1%；比2010增加了0.6个百分点。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20到49岁的总人口是6亿8千万人左右。这就是说，在2015年这个年龄里的中国人里，在一生中曾经吸食过新毒品的人，就有2100万左右。这不仅超过世界上137个国家的总人口；而且是官方的登记数字的14倍半。也就是说，在曾经吸食过新毒品的人中间，只有7%的人，曾经真的被政府发现过。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
首先，在2010年到2015年短短的5年之内，吸食新毒品的人就增加了如此之多。尤其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们会停止增加，更别说减少。那么10年之后如果他们超过这个年龄段总人口的5%，中国社会将如何对待他们？
其次，中国政府投入禁毒的人力物力，应该说是不少了。可是如果想要发现那另外93%的新毒品吸食者，那得花多少钱啊？真的值吗？
吸食者，那些我们想不到的人
1. 吸食者，可不是越年轻越多啊。
反而是在那些18-24岁的人里，还少一些。可是那些25-29岁的人，吸食新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3倍；那些30-34岁的人的可能性则是其他人的4.3倍。但是一旦超过35岁，吸食的比例与可能性就都极大地下降了。
这是为什么呢？可惜，问卷调查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只能猜测：也许，从25岁到34岁，正是一生中最玩儿命的阶段，“亚历山大”之下，新毒品被误认为是灵丹妙药。反而是那些18岁到24岁的人，初出茅庐，不识愁滋味，吸食的比例与可能性就会相对少一些。
当然，也有用另一种可能性：25岁以后，人脉拓展，鱼龙混杂，获得与尝试新毒品的机会也就增加了。
2. 吸食者，也不是文化越低就越多啊。
那些小学与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吸食新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10.7倍。但是高中文化者的可能性，也是其他人的2.8倍，只有初中文化者和大专以上者，吸食的比例和可能性都低于其他人。这就是说，没文化虽然是最重要的促进因素，但是并不等于文化越高就越少。
这个情况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政府的禁毒宣传，力度越来越大，几乎是铺天盖地了；可是为什么不见效呢？那些小学及以下文化的吸食者，究竟是看不到，还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呢？那些高中文化的吸食者，当然能看懂，为什么却根本就不相信呢？政府的禁毒宣传，实在应该改善啦。
3. 新毒品与孤独封闭，互为因果。
有一些人，从来也不参与社会交往、很少离家外出、喝醉过（自斟自饮喝闷酒）；那么在这样的人里面，吸食新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3倍到5.7倍。反过来看，这也非常可能恰恰是他们吸食新毒品所带来的结果。
问题来了：这样孤独封闭的吸食者，无论警察还是“朝阳群众”，怎么可能发现他们？怎么能够教育到他们呢？如果他们希望戒毒，别人又怎么可能帮到他们呢？
4. 新毒品与“性”，也是互为因果。
新毒品的某些特有功效，与“性”直接相关。因此，如果吸食新毒品，那么他们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3倍，找性工作者的可能性增加5倍。但是，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性”更加开放，所以才更需要吸食新毒品来维持这种开放。不过，无论是哪种因果关系，其结果都是：如果吸食新毒品，那么，得过性病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5.6倍。
5. 人人都相信，如果一个人信仰了某种宗教或者参加了某个政治组织，那么他/她的行为就会规矩很多，当然也就不大会去吸食新毒品。
恭喜您，您猜错了，想反了。
前者吸食新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3倍和5.2倍。尤其是，不但2015年是这样，五年前的2010年也是同样的趋势，这足以证明，我的统计并没有出错。
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更加需要精神活动，也许跟人的聚集交往有关，也许是因为受到某种额外的心理压抑；总之，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后人去研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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