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殇城》汶川：向死而生，还是生不如死？

对于那次地震的旁观者来说，这灾难是一次反思的机会，是一次全社会的爱心救援，也是一次关于“多难兴邦”的演讲。种种大灾之后的温馨祝愿，如雪花般落在残垣断壁之间。我们也可以去消耗眼泪，任它流过面颊，但就是难以摆脱一种绝对意义上的道德伪善。因为我不是你，他不是她。

如何看待他人的痛苦？这是异常艰难的事儿。“要活下去”、“要坚强些”、“相信政府”，“生活会好起来”。但是房子塌了可以重建，而亲人呢？这巨大的人生黑洞就默默停在那儿，等着你自己有一天也走进去，谁也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对于当事者来说，灾难就简直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纪录片《殇城》是关于人无法走出精神创痛的故事（点此观看预告片）。与其说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不如说这是一次彻底的静观。所有都在灾难发生的一刻，休止了。精神创痛业已存在，剩下的就只是如何与他共处。对于片中的主人公来说，所有关于未来的定义都不太一样。一场大地震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在庞大的数字背后，落在每个家庭身上的是切身的疼痛。生活的巨变、还有挥之不去的内心阴影，以及一系列最深刻的追问都开始浮现。为什么我的亲人死去，我还活着？那么人又为什么活着？

再圆滑事故的民族都无法回避人类最根本的困惑。向死而生，还是生不如死？只有当事者清楚。也许连当事者都不甚了解，这复杂的生活、艰涩的命运究竟会把自己引向何处。一切都是一场意义不明的漂流。而展示这一切，也就同时隔了一层，让我们这些“旁观者”有机会审视这些最根本的困境，我们活在人间都已淡漠的困境。“生存还是毁灭？”这不仅仅是戏剧舞台上的台词，不是那位阴郁的丹麦王子的念白。我们所有人也都在各种“日常”中反复询问。

《殇城》的创作，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意思。它没有“野心”，没有站在他者位置上的那种联系性。从而也就并不具有太强烈的社会批判。它缺乏外部链接，我们无法从一个事件转换到另一个事件，从一个概念，转换到另外一个概念。它不可能让我们满足，获得安慰。（不一定是情感的安慰，有时候概念的妥善安放也是一种安稳，当代景观化的安慰）所以，它有点孤僻。它是孤独的，寂寞的。它只是圈定在一个层面里，就好像创作者也无法走出那儿。他愿意，在那里好好想想，整理情绪。观察这巨大的创痛背后，人究竟会怎么样？

李桂花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亲人，她的三个姐妹，自己的女儿、孙女都在这场地震中离去。她最大的愿望是给幸存的老母亲养老送终。然而她却因作为社区主任在安置房分配中以权谋私而进了监牢，让所有努力付之流水。老母亲提前离开了她。她对死去亲人默默许下的愿，就此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