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特定案件报道中，媒体行使的已经不是独立判断权，那么就不能成为“媒体审判”。最多算是一种“媒体打击”。
【引子】上次的文章谈到中国媒体定罪报道中的有罪推定问题，限于行文和篇幅，未对两种类型的“媒体审判”加以区分。未免误导，再成此文。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严格来说，郭美美、薛蛮子等人刚被警方侦查就上“央视”认罪，虽然也在法院判决之前，却不能称作媒体审判。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行使新闻监督权（所谓“第四种权力”）的主体，在舆论场中作为法官，对某一特定的人物或时间进行评价。而是被视为一种工具和客体，去当做警方的传声筒，单方面扩大舆论宣传效果。
审判的前提，是这个主体本身掌握判断权——即便这种判断可能出错和被滥用。如果在特定案件报道中，媒体行使的已经不是独立判断权，那么就不能成为“媒体审判”。最多算是一种“媒体打击”。
所谓媒体审判，通说认为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谢帕德案件”。
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案情长期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
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按照这一标准，国内比较符合的是药家鑫案。有些媒体起初未经核实就发布了药家鑫是“富二代”，杀人后说“农村人就是麻烦”等信息，导致群情激奋。最终传导为对法院的压力，导致药家鑫被判死刑。
然而在薛蛮子、沈颢、锋锐律师事务所等案件中，主要报道信息都是来自警方。并且特别授权新华社、央视等少数官方媒体“权威发布”，允许他们进入看守所采访、拍摄。就算最终出现了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结果，板子也不应打到媒体身上。毕竟，媒体这时已经丧失了自主权。
类似案件的报道中，有些记者甚至坚决要求不署名，最终只以“本报讯”的形式出现，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当然，还有些时候，署不署名，完全由不得你。
因此，现阶段的中国，至少存在真假两种媒体审判。虽然“有罪推定”的问题，在这两种报道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真的媒体审判，主要存在于一些社会新闻，如药家鑫案，北京大兴杀婴案，以及反腐报道。一位官员刚被公布“接受组织调查”，就有记者跑去其家乡和主政城市“扒坟”。报道内容的可靠与否根据其业务能力不一而同，有的确实查到了证据，有的却只是官场流言、坊间传闻，同样发表。
和法庭一样，这种“审判”的效果取决于结果和事实的契合程度。如果事后证明判错了，只会损害其自身公信力。负责任的媒体，自会有所忌惮。
而假的媒体审判，则完全取决于有关部门的需要，做“党和人民的喉舌”。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喉舌观”：在存在阶级的社会中，新闻媒体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总要做某个阶级、阶层、党派、集团的喉舌。
需要打击网络上不负责任的舆论了，就让薛蛮子出来道歉；需要恢复红十字会的声誉了，就让郭美美自称其过；需要维护法院秩序了，就揭秘锋锐律师事务所等“违法死磕”的律师们。
这时候，报道的可靠性完全取决于提供素材的有关部门。如果它们错了，“喉舌”们只能一起遭殃。
这种“媒体打击”的目标主要为了引导舆论，而非影响司法判决。将其同样称作媒体审判，反倒无法呈现问题的全貌。
至于“媒体打击”中的有罪推定问题，已不是靠媒体自律能解决的了。必须依靠有关部门的自律，或者他们和媒体间的关系能够改变，让媒体获得更多的独立性。
2015年立案登记改革后，李庄诉《中国青年报》的名誉权侵权案件终于得到法院受理，目前尚未确定开庭时间。重庆“打黑”期间，该报刊发了一篇来自重庆公安系统的“通稿”，称李庄是“讼棍”，去重庆“捞人”被捕。王立军落马后，长期被人嘲笑。
但愿这样的悲剧也能制造一点刺激，让类似的情况能够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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