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月到九月，一系列的媒介事件连番轰炸虹膜，拨弄观看者（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观看）的心跳，情感的召唤连绵不断，简直让人无法抗拒，用句老话说，简直“不转不是中国人”。
九月初，蓝天、白云、飞机、正步走，占据大小各异的屏幕。
不过八月时喧嚣已经开始了。泳池小鲜肉和田径接力亚军的形象也以相似的方式占领了可能的媒介，不谈世锦赛似乎都没法发朋友圈。
如斯场景淹没目之所及之处，最后汇聚成一幅民族主义图景。而这一图景正是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所说的“媒介事件”，观众通过观看，参与到一系列历史事件之中。在他们看来，媒介事件有多重形式，它们以不同的形态，将意义化作凝聚的力量。比如“竞争”这一媒介事件形态是“实力相当的个人或队伍较量，按严格的规则竞争”，世锦赛上的游泳、奔跑正是这样的较量，速度这一物理矢量在屏幕上被活生生地塞进情感的框架之中，媒介将竞争变成所有观看者共同的心跳加速、欢呼雀跃，仿佛与共同体呼吸同样的空气、为同样的事物所激动，而规则的存在则使得竞争的胜利显得更为来之不易以及名正言顺，将澎湃的情感进一步合理化。
而“征服”这一媒介事件形式，即号召力的伟大人物“经历苦难，成功增加了他们的魅力，并开创了新的追随者”，最近也并不少见：无论是竞赛抑或阅兵，“英雄”都会被变成征服的符号，运动员征服对手和观众，军队征服敌人。只是在民族主义的变奏之中，他们巧妙地将历史征用：运动竞赛中的“征服”将百年以来“东亚病夫”的身体污名征服；而阅兵话语将历史中“战争”的复杂情境抹平，“征服”的展演性大大加强，各式媒介中的场景在暗示，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发生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看到的结果，即中华民族的胜利。
当然，“加冕”这一类型是不得不提的。“加冕”即“神秘的典礼过程”，典礼“按严格的规则进行，以传统而非谈判协议为依归”。阅兵典礼之严格已不必多描述，就连日常生活中的空气、蓝天、地铁、汽车都变成这严密规则中的一部分，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变成这仪式的一部分，乃至成为媒介本身，观看者透过媒介有了可以共同崇拜之物，崇高的感觉可以在这样的场景中，被自然而然地召唤出来。于是，从八月到九月，一系列的媒介事件连番轰炸虹膜，拨弄观看者（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观看）的心跳，情感的召唤连绵不断，简直让人无法抗拒，用句老话说，简直“不转不是中国人”。
然而这样的民族主义情感能否内化为思考世界的普遍框架、媒介事件能否有效地再造现实，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21世纪的权力》认为，在二十世纪，权力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矛盾不停逡巡，并变得更为复杂——比如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所面临的，既有资本主义去中心化的创新能力，亦有美利坚帝国的中心化权力。
眼前的民族主义媒介事件，其实也面临着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双重张力。媒介事件要将其力量最大化，乃至将自身“自然化”，变成现实中的人们思考方式，必须将与其相关的权力辩证法平衡化。纵然，举国体制下的国际竞赛与阅兵均是中心化权力的媒介再现，但如果其媒介效果要最大化，亦需要去中心化权力的紧密配合——如微博、微信的权力去中心化媒介，配合以大量具有创新色彩的自生产内容将其意义进一步发挥，最后乃至接近于鲍德里亚的“拟象”——拟象比真实更为真实，原初的内容是什么已没那么重要。
比如，中心化权力形塑了“老兵走入大会堂全场起立致敬”的现场直播，而去中心化权力则生产出“想到下一个十年就没有老兵了”的形象，两者互为表里，将民族主义的效应骤然加强。因此，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们在电视上、微博中、微信里看到的一切，其实是多重张力汇聚而成的媒介事件：民族主义因不同形式的媒介事件而骤然聚拢，而这一系列媒介事件，由集中化的权力生产，却借由去中心化的权力进一步繁衍增殖，将其声部繁杂但主旋律一致的乐章传遍四方。
然而这一过程，亦可能将看似天衣无缝的媒介事件颠覆。正因为去中心化权力的无处不在，且中心化权力又部分依赖于去中心化的权力为其制造回响，因而，一旦稍有差错，“差错”也会迅速繁衍增殖，逐渐酿成裂痕。比如举国体制所形塑的胜利形象，可以迅速被国足残败的形象所划开；而蓝天、白云、鸽子的媒介图景也可以迅速被阴霾所遮盖——这一切都可以被迅速传播。制造媒介事件并吸引公众参与是容易的，维持起来却颇为不易。
是要以中心化权力不断制造媒介事件并召唤去中心化媒介参与，来维持民族主义、维持共同体情感，还是以别的方式维持权力的平衡，使得先前所创造出来的美好图景能进一步渗透到日常生活实践——这是个难题，目前似乎也仍是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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