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在土改中解放自身，于大跃进中几近癫狂，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向绝望，而后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中步履蹒跚，见证了乡镇企业的繁荣与衰退，又在城乡二元体制前无限迷茫。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最近被搬上电视荧屏，开播后引起广泛关注。两会期间，习近平与一位代表提到：“路遥我认识，当年下乡办事时还和他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习总的一句话让这部农村题材剧更加备受瞩目。通过刻画社会各阶层众多的人物形象，路遥深刻地展现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变革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农民与文革后的中国变革是这部作品的主线。
中国的共产革命打着工农阶级的旗号，提高了无产者的政治地位，让农民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仅仅是政治地位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农民没有先进的政治觉悟，也不懂得共产主义究竟有什么美妙。相比之下，经济刺激是最直接有效的。共产党把田地分给农民，才真正调动起来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支持共产革命主要是为了保卫自己吃饭的土地，而非虚无的共产主义理想。土地革命不仅改变了农村数千年来的经济格局，更是彻底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政治生态。地主士绅被当成剥削阶级而打倒，成了封建余孽。贫苦的农民翻身成了主人，通过对富人的清算一雪前耻，很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
如果单纯地以为毛时代的中国社会讲求完全公平则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即便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贫下中农也只是理论上的根红苗正。《平凡的世界》开篇便是这样的一个场景：1975年的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孙少平穿着单薄的衣服躲在学校的角落，等打饭的同学都离开后，他才偷偷地取自己的黑面馍。学校食堂提供的主食有三种：小麦面的白面馍、玉米面的黄面馍、高粱面的黑面馍。学生们戏称不同颜色的馍馍为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洲固然是学生们对不同颜色主食的调侃，但也直观地反映了经济地位的明显分化。孙少平在吃黑面馍的时候，这个农民的自尊被深深地刺痛了。
路遥只关心这个穷小子的奋斗，却未曾思考这样一个悖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根红苗正的农民阶级却吃着最差的口粮。
在文革的后期，一贫如洗的孙家过着熊包的日子。而另一边，贫农出身的田福堂支书成了村里事实上的统治者，也因此成为食利阶层。他无需出工，只需指挥群众上工，自己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公分养家。他的儿子在县中学衣食无忧，回到家乡还可以顺利成为教书先生。贫农出身的孙少平，在县城读书时连最廉价的“丙菜”都吃不起。回到村子后，唯一的教师名额也被乡里给了支书的儿子。农村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贫困不再是政治先进的表现，不能带来尊严，只能带来耻辱与尴尬。
路遥的作品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生存境遇的同时，极力书写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与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对待农民问题，我远没有路遥那样乐观。路遥先生英年早逝，小说结束的背景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哥哥孙少安开办了砖窑，发家致富，弟弟孙少平去了黄原，成了进城农民工。如果路遥的小说可以继续，我们会不会读到这样的描写：哥哥被城里人看成暴发户，弟弟在城里遭受白眼？
这似乎是共和国农民的宿命。他们在土改中解放自身，于大跃进中几近癫狂，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向绝望，而后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中步履蹒跚，见证了乡镇企业的繁荣与衰退，又在城乡二元体制前无限迷茫。中国经济崛起的神话背后是数十年来农民阶级的悲惨境遇和权利缺失。农民不得不接受恶劣的劳动环境和严苛的劳动强度，以牺牲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为代价，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但大多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被隔绝于城市生活之外，被贬低了人格而存在。在农民的平凡世界里，尊严或许是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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