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伊斯兰恐同主义，此恨无绝期？

当恐同主义者升级为恐怖主义者，“反西化运动”接踵而至，同性恋被打上了“西方享乐主义舶来品”的标签，有点“你越骂我恐同，我就越恐给你看”的意味。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记得今年阿姆斯特丹同志运河大游行结束的时候，我在市中心大坝广场的台阶上坐着歇息，广场上随处可见疲惫的男男和女女，席地而坐，懒散依偎，沉浸在激情狂欢过后的醉意中。而我身旁却坐着一位穿长袍的穆斯林男子，形影孤单，一动不动，像一座有点不合时宜的雕塑。

伊斯兰恐同主义恶名昭著，听说在世界上最适合同志居住的阿姆斯特丹也不例外。去年三月，世上唯一的穆斯林同志酒吧“Habibi Ana”，就在阿姆斯特丹被关闭了。为了试探这位穆斯林对同志的态度，我主动搭讪，在一番关于天气的寒暄之后，我不畏禁忌，问起了他对当天运河游行的看法。他说只要“他们”不对外说自己是穆斯林，不故意穿戴长袍或头巾游行，他就可以接受。为了显示他的宽容，他指着广场上那些浓情蜜意的同志伴侣们，笑着说：“你看，我坐在这里快一个小时了，身边换了不知几对，我完全不介意不是吗？因为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是穆斯林。” 他来自穆斯林人口占90%的埃及，能有这样的容忍度，已算难能可贵。

要知道，就在两个星期以前，在伊斯兰教法占统治地位的印度尼西亚Aceh省，一条针对同性恋的新刑法正被启用：只要你是同性恋，不管是不是穆斯林，不管是男同还是女同，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100个月的监禁以及100下鞭刑——这并不算是最严重的，在西非的毛里塔尼亚，针对穆斯林男同的刑法则是“死刑”。在伊朗、伊拉克、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等，死刑也同样适用。它们大多都是奉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

《可兰经》到底有没有说过同性恋就该判死刑呢？伦敦大学的伊斯兰教研究者Scott Siraj Al-Haqq Kugle博士，曾在BBC的一个采访中解释道，《可兰经》里甚至都没有出现过“同性恋”这个词，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它确实对男性之间性行为的“行为”本身有描述，比如“男人不得入侵另一男性的身体”，因为这里面包含有“强奸”的意思。如果是“入侵”，那么入侵者则要被乱石砸死；至于女性之间的性行为，《可兰经》并没有提及，伊斯兰教法对此也一直以来保持沉默态度。不管怎样，错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那些不肯更改教条和那些以宗教的名义滥用权力的人，却是事实。

这些人本来只是无知，认为同性恋像“饮酒”一样，只是一种恶习，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饮酒与否”是一种个人选择，而“同性恋”却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天性”。这个阶段的“恐同主义”其实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的。如果你在网上读一读“我发现自己是同性恋，阿拉会原谅我吗？”之类的帖子，你就会发现很多穆斯林直人都会温情脉脉地站出来，苦口婆心地劝说道：“祈祷吧！阿拉会原谅你的，但是你也要努力把自己掰直，我知道一种xxx疗法……”，这场面，相信很多非穆斯林的同性恋都遇到过。在这个阶段，很多穆斯林其实都还是很有爱，很宽容的。他们甚至可以变得更宽容，比如我在广场上遇见的那位穆斯林，就走在“进步”的路上。

是什么让“伊斯兰恐同主义”升级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呢？我认为是“仇恨”。

西方有很多其他教派的人或者无神论者，虔诚地憎恨着虔诚的穆斯林人，并把“伊斯兰教”说成是“宣扬恐怖主义的教义”。普通人泼妇骂街，有学问的，比如美国心理学家，Nocolai Sennels 则在他的《文化心理学：看伊斯兰社会如何把它的中世纪维持了1400年》里面，指出穆斯林人无论在哪个年代哪个国家，其实都还活在一个“沙漠部族”式的智商里。他还说70%的巴基斯坦人，45%的阿拉伯人，30%的土耳其人的祖先们都有过近亲结婚的历史；英国的一档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大问题”，有一期甚至用“伊斯兰教是现代社会的最大威胁吗？”来做标题。误解攻击谩骂仇恨，日积月累，战争自然无法避免。结果人类就走到了“全身上下罩着黑布，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女人一旦出现，就会被他人想像成自杀式炸弹”的地步。

当恐同主义者升级为恐怖主义者，“反西化运动”自然接踵而至，同性恋被打上了“西方腐败享乐主义舶来品”的标签。甚至都有点“你越骂我恐同，我就越恐给你看”的意味。

那些一旦开骂，就习惯性地“一棒子打死一条船”的人，其实最需要弄清楚的一点是：“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恐同”，正如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鄙视大陆人一样。

很多穆斯林同志正在努力地改变伊斯兰社会，他们中温和的改革主义者提出“我们既要做穆斯林，又要做同性恋”的口号，用爱来感染他们的家庭成员和所属社团。比如英国歌手Asif Quraishi，穆斯林LGBT活动家，就是其中一位，他已经说服了他的父母接受了他，目前他正在说服更多的人——这样的穆斯林其实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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