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夺刀少年”事件看道德资本的运作逻辑

,
从“夺刀少年”事件看道德资本的运作逻辑

中国当前的高考品德加分以及见义勇为保送,本质上就是当代的“举孝廉”,是作为稀缺资源的道德资本的变现。

(荷兰在线特约专稿)又是一年高考,当无数学子在为个人前途挥汗如雨的时候,有两个少年却因伤躺在病床上。事情得从5月31日说起,在宜春市区到袁州区金瑞镇的中巴上,一名后排乘客突然发狂,抽刀向车上的人乱砍。在危急关头,车上两名高三学生不顾个人安危,冲上去夺下菜刀,却也因此身受重伤,错过了高考。《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等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教育部和当地政府对两位少年的行为进行了表彰,包括清华大学、南昌大学、苏州科技学院、宜昌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和澳门科技大学等在内的多所高校也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有些甚至提出了免试破格录取的方案。在网络上,大部分网友也认为教育部门应从德行的角度考虑,通过保送的方式帮助他们完成大学梦。

最终,事件以参加单独补考收场,至于是否加分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即使适当加分,也在情理之中,一方面两位少年见义勇为勇气可嘉,另一方面今年十多个省份已将思想品德纳入高考加分项,看来道德修养已成为大学入学的重要指标。

突然想起我国古代的“举孝廉”制度,孝廉是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汉朝立国以后,在思想文化上独尊儒术,将品行看作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在儒家看来,重仁义孝道的人,比较尊崇纲常伦理,不容易犯上作乱。所谓的孝廉,就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汉代举孝廉是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人数举荐人才,报送朝廷。被举者大多是州郡官吏或儒生,被举后朝廷还要进行考试,考试后无官职者授以官职,原为小官者升为大官。自汉武帝之后,从地方官吏到朝廷公卿很多都是孝廉出身,此制度对汉代政治和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西汉时期,举孝廉的考核比较严格,吏治清明。然而,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察举制度出现了问题,大部分察举名额被世族权贵垄断,士子为了通过孝廉进入仕途,不惜弄虚作假、拉帮结派、徇私舞弊。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首讽刺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后直至隋唐,中国才建立起真正的科举制,开创了一代盛世。

读史明智,以史为鉴。中国当前的高考品德加分以及见义勇为保送,本质上就是当代的“举孝廉”,是作为稀缺资源的道德资本的变现。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和政策破坏了传统文化,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宗族制度逐渐解体,个人被原子化和孤立,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也逐渐流失。改革开放浪潮袭来,个人被抛向市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的口号重新定义了生存规则。

在法制极不完善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各种手段争夺资源,尔虞我诈互相倾扎,违约成本极低。在政治领域,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掌握着各种优质资源,却又耐不住寂寞亲自下水,导致贪污腐败和信用危机。在经济领域,高速城市化让一群群农民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城市化给人们带来无限机会的同时,也让他们远离熟人社会,进一步消解了社会资本。经济社会变迁和法制不彰带来了道德失范,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让身处陌生环境的人们无所适从,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和归属感,当发生危险时,人们不知向谁求助,也不知谁会出手相助。这种情况下,人们渴望一个统一的价值规范,以便对社会、他人和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政府也意识到这点,试图借助各种手段来重塑价值规范和社会资本,维持社会稳定。这些手段包括:树立核心价值、鼓励互助和见义勇为、高考加分等。

道德资源的稀缺性和卖方市场,让道德资本的价值飙升,在得到权威话语认证之后,可以用来换取其他资源,如:名誉、金钱和入学机会。在这个权威市场中,理性主义主导着各种交易,各类资源所属场域的不同价值逻辑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破坏,这反过来进一步消解了社会规范。就像我们的高考加分和破格录取,意在鼓励传统美德,却无意中纵容了各种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破坏了教育领域的公平正义。

总之,道德资本的运作和培育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不能以其他领域的公平正义为代价来换取。对于美德的褒奖,应该更为谨慎。事实上,当前建立和完善正式制度,规范利益集团的行为,严格划分场域边界,让人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及相互协作,才是重塑社会资本的最佳路径。

(特约专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