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新闻报道训练，有着各自与记者不沾边的职业，但他们中的有的作为目击者，成为事件的第一新闻发言人。也有的做着“编辑”的工作，依靠社交媒体呼吁对于特定事件的关注。
文/范文菁
（荷兰在线世界新闻自由日专稿）当年著名的博客“德拉吉报道”捅出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绯闻案，便已暗示私人博客作为新闻来源的威力。今日，微博，推特的全民盛行几乎宣告新闻制作的路径正在被颠覆，谁都可能成为那个说故事的人。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媒体人，没有受过专业的新闻报道训练，他们有着各自与记者不沾边的职业，但他们中的有的作为目击者，成为事件的第一新闻发言人，也有的做着“编辑”的工作，依靠社交媒体呼吁对于特定事件的关注。“公民新闻”正在上演。
建筑工人微博记录民运
为了吸引更多目光，社交媒体似乎已成了中国维权者们发布行动的第二现场。而事实上，这些照片图像，文字不是在审查中被删除，就是淹没在每天数以百万的个人信息中，被人遗忘。2012年十月的某天，一位34的建筑工人决心把这些沉没的信息再次打捞起来。
Luyuyu就此加入了项目，依靠网络记录每天发生在中国的游行示威，而此项目成员只有他一个人。每天他不断浏览新浪微博，腾讯微博，QQ空间甚至百度贴吧，搜集到信息后经过整理再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Lu每天浏览超过200起事件，为了躲开当地民警，他用无线网卡来保持IP地址不间断的变更。一切好像猫捉老鼠的游戏。这样愚公移山般的作业并不是徒劳。亚洲自由电台的记者近日在报道河南境内关于三名幼儿园儿童猝死的抗议示威时，便依靠lu的微博找到线索。劳工问题学者称其为“民运记录者，在做一项了不起的社会服务”。
Lu出生在贵州小城，曾上过大学。辍学后，南漂至上海。辗转在工地间，建筑工人的生活让他渐渐明白：普通人在今天根本没有机会。曾经也因愤怒参与过上访者的游行，甚至上了国安局的黑名单。终于有天，lu感到每天泡在网上讨论民主，体制并没多大实际意义，“那些被强拆的人，被城管赶走的小贩，被拖欠工资的工人才是我想了解的，也想让更多人知道他们。”Lu说。成为“草根记者”后，为了躲开审查，Lu用中文夹杂字母和符号的方法代替“抗议”“罢工”等字眼，在他不愿公开的记录本上，常用符号超过了100种；搜索到信息后，Lu会逐条核实。如果照片或文字没有可靠来源，Lu便选择删而不发。
一年半的“调查记者”工作，Lu的账号被注销了超过100次，亦有陌生人突然敲门勒令其离开珠海，但Lu并不打算放弃。“只要还没入狱，我就会继续下去。”
将问题食品“掷出窗外”
“想做胜过99%同行的新闻吗？这里有适合你的工作。阴差阳错地，我成了一个媒体人。现在想招几个同样阴差阳错的人成为同伙。有且仅有一个硬性条件，专业要求：食品科学，生物，医学，化学，环境科学或其他相关专业。”这是吴恒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播出的招聘信息。其个人标签也已改成：新媒体人。此前他成功打造了“掷出窗外网”——中国第一个问题食品的网民报告。但就像广告中说的，如不是6年前那一起震惊中外的食品安全事件，吴恒或许会如他自我期许的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自蒙牛三聚氰胺曝光以来，国人开始从对毒食品“抱有侥幸心理”到真正意识到有毒食物早已无处不在。当时还在读研二的吴恒感到愤怒，并开始准备行动。在搜索了近些年来各媒体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新闻后，吴恒感叹：就算是重度网络依赖症的我（每天超过8小时在线，且以阅读资讯为乐），查到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新闻报道都是我从未读过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点是可以理解的。连我都如此，那我身边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同学、朋友更不必说了。于是做一个资料汇总看来十分必要。
一份名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2004-2011》由此诞生。在互联网上，吴恒征集到33位志愿者，经过17天的合作，查阅相关报道近17268篇，约计1千万字。从中筛选出2107篇报道，制作了2849条记录，最终制成数据库。随后，报告被做成了搜索页面，取名为“掷出窗外”，登入后不仅可以下载调查报告，更重要的是网站可以根据事发时间、地点、食品名、有害原因、食物类别等关键词，进行有毒食品检索。此外，“我要补充”栏目使得资料库可以被不断更新。
一直让吴恒记忆犹新的是高中时听闻学长们曾经串联几个班级，一齐去食堂买完油条大饼后扔在教学楼的空地前以示对食堂时常卖隔夜食物的抗议。“从教学楼上扔出的油条和罗斯福当年把香肠扔出白宫异曲同工”，“掷出窗外”也因此得名。本科是遥感学，硕士改读历史的吴恒在将问题食品掷出窗外后又开始着手新的网络项目，而这一次他要“粉碎谣言”。“因为不实的信息比食物更危害人。”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
2011年10月7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于莺开通微博，网名“急诊科女超人”。
医学科普、业界调侃，不乏爆料揭黑，于莺凭借幽默、犀利、大胆的语言风格，颠覆了正襟危坐的白大褂形象，“和谐姐”在网络迅速走红。
细看于莺的微博，像是一张中国特色的医院生态图：紧张有序的抢救工作，嬉笑怒骂的同事调侃，强大气场的豪迈，还有作为医生通常面临的“潜规则”。
2011年10月29日的微博记录了于莺“退红包”的事，那是一个病人家属早上“塞在”病情介绍里的一个红包——“我把红包塞给老奶奶，我说：如果你们是我的父母，我爸要是得了这个病，我还能要我妈的钱吗？老奶奶眼泪都出来了，我也被我自己感动了……其实这个月买了个烧包的包，已经快穷死了……给每一个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言及医患关系，于莺总能张弛有度。讨论制度的缺漏时，于莺并不讳言：“医患关系这个样子，绝不是靠宣传医生多么辛苦靠标语口号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基础是要靠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医患双方的行为。标准化培养高素养医疗人才，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一个医疗小组（医生，护士，个案管理师，营养师）至少可以管理一千个家庭，这是对健康的基本管理，才是医保的内涵。”然而，遇到突发事件，于莺也会转发一些媒体报道，大骂记者的偏颇只会增加民怨，“爆炸事件和医生有什么关系？！不幸去世谁都不忍心，媒体你是草台班子组成的吗？记者你无是非无底线无节操没人管的啊！”
最近，于莺和几位同事设计了两份医患问卷调查，发布在微博上。两份问卷传达了很多信息：1%的人为杀医叫好，但有5%以上的人表示自己有暴力冲动。具体分析，绝大部分的人对医疗现状不满，6成参与者认为看病难是体制导致的。但让他们真正有暴力冲动的是医务人员缺乏尊重，医院标识不清，而医疗事故反而排在后面。关于医院和医生的印象，主要来自亲身体会，媒体的影响只占17%不到。于莺调侃：再好的宣传都比不过同行的微笑，再恶劣的挑拨都敌不过精湛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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