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学者眼中的“中国梦”

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中国梦”，这种愿景常被描述为“国家复兴”，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过，还没有人准确地回答如下问题：“中国梦”究竟会带来什么？如何实现“中国梦”？

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中国梦”，这种愿景常被描述为“国家复兴”，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过，还没有人准确地回答如下问题：“中国梦”究竟会带来什么？如何实现“中国梦”？

针对“中国梦”的公共宣传（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对于回答上述问题，以及影响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传统至关重要。

理查德、萧兰桸和毛舜昉这三名阿富汗人在发给“政见”团队的文章中首先回顾了“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理念在中国的宣传。

中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补充原有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能，通过平面媒体、广播、因特网、展览、文化表演或者官方活动传递信息，为党的政策和活动提供支持。理查德等三人认为，中国宣传机构能力强大，通过宣传塑造价值观和舆论态度是传统做法。

“和谐社会”在“十一五”期间提出，旨在解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预防贫富差距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关于和谐社会的宣传一般由国家主导，停留在抽象思想的传达，方式亦不够吸引人。在官方话语体系中，2020年将建成和谐社会，但“保证”、“改善”、“提倡”等词汇不能代替具体步骤或明确时间表。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使中国人具备了更强的自我意识和个人喜好，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也在塑造品味苛刻的多样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希望难以用简单的抽象话语所满足。

同时，三名阿富汗观察者提出，中国宣传机构也有较为成功的案例。如北京奥运会期间，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发起的杜绝不文明行为以及上海政府在世界博览会期间避免民众穿睡衣上街的努力。

尽管听上去这两个案例听上去不像“和谐社会”一样意义宏大，但其过程中多媒体协调联动、志愿者基层宣传及组织相关活动的办法却一度行之有效。

另外，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宣传活动对中国官方宣传同样有一定借鉴意义，如其邀请姚明等多位名人参与的保护野生动物和反对猎取、食用鱼翅的活动。

这些宣传活动目标明确，利用名人效应吸引公众注意力，展示错误做法的危害，具有启发意义，同时又没有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它们同样强调推进法治，利用法律强化文明行为。这些细微之处都是成功的诀窍。

如何表述“中国梦”？三名阿富汗观察者认为，要想引发公众发自内心的共鸣，就要采取新的传播方式。

首先，要考虑到中国国情的复杂多样，避免“一刀切”。忽视一时一地的民情，宣传就可能变得荒唐可笑、事与愿违。网络宣传也要有独特方式。

其次，考虑细节，多谈具体情形。“中国梦”应明确目标、生动形象，点明需要改变的具体行为。例如，阿富汗观察者们提出，要弘扬“中国梦”，就要改变社会中现存的诸如冷漠、缺乏社会礼仪、环境意识不强、社会监管不细等行为。

就这三名关注中国发展的阿富汗人看来，“中国梦”概念的传播需要更多艺术创意才能真正引人入胜。他们认为，私营机构在市场营销和广告领域有实践经验，可以协助政治概念的宣传。尽管宣传的宗旨是教育和影响受众的态度与行为，但仍可借鉴商品销售过程中的元素。

他们写道：“华丽的辞藻、爱国主义口号以及革命式的口吻已经失去往日的效力，无法让日益精明的受众接受公益宣传……理解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对于开展一项活动来说至关重要。”

他们建议，“中国梦”的传播要纳入与公众的互动，让公众发挥作用、表达心声。同时，应聘请公众人物担任形象大使，个性化宣传方式，提高可信度。这一点可以参见姚明在宣传野生动物救援理念上的经验。另外，由专家、官员和其他人组成的公关团队也可在脱口秀、公共或娱乐活动中发挥作用，鼓励公众了解、参与。

他们的建议是：投资小活动、提升人情味，更亲密、更动人。

站在阿富汗观察者的角度，中国文化传承千年、独一无二，但文化不能一成不变。全球化已经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宣传机构也要适应现实。“如果宣传部门仍然诉诸于已经过时的方法，那么中国梦总有一天会成为一种白日梦。”

全球化影响巨大，连阿富汗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关注中国国内的公共宣传。他们的观察也体现了各国国内政治进程中面临的同样问题，即在信息爆炸时代如何传播政府的想法。随着中国的发展，传统话语体系逐步褪色，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走向现代政治学思考的范畴，如何与民众打好交道至关重要。

注：
Richard Ghiasy（理查德），阿富汗战略研究所（AISS）研究员，前阿富汗驻中国大使馆分析师；
Stephan Mothe（毛舜昉），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专栏作家；
Frances Pontemayor（萧兰桸），中冶集团驻关岛战略投资办事处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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