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同情心：邪恶的根源

英国心理学家西蒙教授试图用科学和心理学阐释邪恶的成因，通过十年的临床研究，他得到了一个初步的成果：“即零同情心是邪恶的根源。

（荷兰在线专稿）不久前震惊香港的虐待菲佣事件，让我想起两年前发生在英国的一起丑闻，鲁西（Lucy Adeniji），一个福音派基督徒和两本儿童读物的作者，绑架了两名儿童和一名21岁的尼日利亚姑娘，将她们囚禁在自己的西伦敦宅邸，让她们每天干21小时的苦力活，如有不从，就施以酷刑。其中年纪最小的女孩只有11岁；又记得在德国，有人对我讲起纳粹军医把人的双手砍下来，左右颠倒地再缝回去，其恐怖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恐怖电影《电锯惊魂》……鲁西后来被判11年半的监禁，法官在判决时说：“你是一个邪恶的女人。你对这三个孩子影响是毁灭性的。”邪恶，似乎是长期以来对暴行的唯一注解。然而像很多人一样，我并不满足于这个过于简单化的解释。

是什么导致邪恶呢？英国心理学家，剑桥大学发展精神病理学的教授西蒙（Simon Baron-Cohen），在其近年出版的《零同情心：重新阐释人类暴行（Zero Degrees of Empathy: A New Theory of Human Cruelty）》一书中，试图用科学和心理学阐释邪恶的成因，通过十年的临床研究，他得到了一个初步的成果：“即零同情心是邪恶的根源。”在他的研究里，同情心的成因有不少先天的因素：“胎儿在子宫生成过程中的睾丸素含量越多，其诞生后所具备的同情心就少。换句话说，荷尔蒙的分泌会影响大脑发展中激发同情心的元素；此外，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同情心同时也受遗传基因的影响，且女性比男性普遍来说要更具备同情心。”

但这并不等于说遗传基因是唯一的罪魁祸首，要为所有缺乏同情心的暴行买单。西蒙认为，幼年经验，教育和社会环境都会对同情心形成造成重要影响。

西蒙教授把同情心分为从零到六共七级。根据他的理论，零同情心的人并不一定非得成为希特勒不可，他们很可能是出类拔萃的牙医，但是那些连环杀手和性虐待狂却通常只有零同情心。零同情心的人在童年时代常常有过不同程度的创伤体验，比如希特勒就曾遭受父亲的鞭打，一边被鞭打，一边数皮鞭落下的次数，是他童年时代的家常便饭；崇尚“绝对权威”的教育模式亦会培养零同情心。比如在著名的Milgram 实验里，参与者分成A组和B组，A组向B组成员发问，如果B组答错问题，A组就要对其进行“电击惩罚”。 很多A组成员不顾B组成员惨叫，把电击施加到最大极限，只因他们坚信“实验的组织者将为此负全责”。A组成员不知道，为B组成员施行的电击是声音模拟电击，是虚假的。但在纳粹德国时代，那些用人油制造的肥皂却是真实存在的，是战争的产物，更是绝对权威这种教育模式的结果。

此外，对权力的迷恋和追逐也容易让人丧失同情心，斯坦福监狱试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便是个绝佳的例子：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普利普(Philip Zimbardo)在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里建立了一间模拟监狱。扮演狱长，守卫和囚犯的人都是学生。他们飞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1/3的“看守”逐渐显露出虐待狂倾向，很多“囚犯”因此在情感上受到攻击，不得不提前退出。尽管30多年后，那些“狱警”们接受BBC纪录片栏目《死亡监狱》的采访，都说他们当年那样做是“无意识的”或者是纯粹地为了“献身于心理学研究。”

在焦躁状态下，同情心指数会自然降低——这点不难证明。在英国，为了配合极右派政府大力削减移民政策的宣传，关于非法移民如何被装进集装箱缺氧而死，亦或到达英国后找不到工作交不起房租而面临冻死街头的新闻，占据了很多主流媒体的版面。观众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同情心指数高的人，也许会思考非法移民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苦衷，比如贫困，战争或宗教迫害，会为这种非自然的迁移和死亡而默哀；同情心指数低的人，则会发出“死了活该！自作自受！”这类无动于衷的论调。西蒙教授认为，通常持这种观点的人，很有可能正处在一个焦躁的情绪中心。经济萧条年代，认定移民是入侵者，来抢夺福利和饭碗，这种唯恐失去生存资源而产生的不安全感是其焦躁情绪的根源。西蒙教授指出，通常持类似言论的人，其同情心指数约在2到3左右，属于偏低。这类人遇事往往喜欢抱怨，总是先找出他人的不是，对公共问题也多持男权立场和成见。他们很可能是武力解决问题和死刑的终极支持者。

像“鲁西”那样大恶之人毕竟是少数。然而，一个同情心指数只有2到3级的社会却绝对值得警醒。西蒙教授的“同情心”理论，为揭开资本主义晚期社会的暴行之谜，从各个成面提供了坚实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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