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音乐都特别真实，骗不了人，骨子里就是这样的。他们都不太擅长语言表达，试图寻找一个表达自我的出口，最后找到的共同形式就是摇滚乐。
（荷兰在线专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央歌舞团大院的一间平房里，一些搞艺术的人常聚在一起，席地而坐，天南海北的聊天，抽烟，不时爆些夹杂着各地口音的脏字。往来进出的人里有画画的，跳现代舞的，作词的，还有玩摇滚的张楚和何勇。
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改革释放出来的社会活力席卷着每一个人，让人迷茫不知前路却也有跃跃欲试的兴奋感。20岁出头的张楚当时刚到北京闯荡，录制过几首歌曲，还在为大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而努力。彼时，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人正哼唱着《一无所有》，而崔健刚刚推出自己第一张也是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种从欧美流传而来、象征自由和解放精神的音乐形式，迅速跟中国社会彼时刚刚萌生的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声张个体表达的社会思潮合流，开启了中国的摇滚时代。而张楚们或许并不曾预想到，他们日后都会成为这场洪流的一部分，并写就中国摇滚乐的黄金时代。
中央歌舞团大院里这间狭窄的“沙龙”空间，是侯祖辛家当年的客厅。时年两三岁的侯祖辛常坐在父亲侯牧人的怀里，在满屋的烟味、笑声和脏话里沉沉睡去。侯祖辛事后回忆称，“摇滚的种子”或许就是在那一个个夜晚埋下的。
后来她时常跟着父亲侯牧人辗转于不同的录音棚，吃盒饭，在沙发上披着弥漫烟味的衣服睡着；她开始频繁在媒体上看到当年那些“叔叔”和“哥哥”们，《姐姐》《姑娘漂亮》等歌曲也开始在同学间传唱。更多的时间里，她跟其他北京姑娘一样按部就班的长大，在学校里拿回好看的成绩单，考上北京四中，再后来去香港念了大学。
时间到了2012年，中国摇滚在商业化和互联网浪潮冲击下已渐沉寂。侯祖辛26岁，在美国读电影学院，再次萌生了由来已久的念头：回过身去打捞那些过往的记忆和情怀，用一部纪录片《摇滚在20、40、60》讲述自己跟摇滚的那些事儿。她以三代摇滚人：60岁的侯牧人，40岁的高虎以及20岁的梁博为切入点，“讲生活里一个个真实的摇滚人的故事”。
侯牧人这个名字，对当下年轻人来说或许比较陌生，他是中国摇滚最早期的开拓者，亲手打造了张楚的第一张专辑以及经典摇滚专辑《红色摇滚》，见证了中国摇滚乐三十年来的起伏。前些年他患了脑梗，说话变得慢慢悠悠的，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他当年留着长头发，是非常热血的摇滚青年。你现在小区里遇到慢悠悠散步的他，完全想象不到这是当年长发飘飘，写歌、在台上玩摇滚的一个人。但他还是有那个劲头，那个精神，他说他还要继续做音乐。”这是侯祖辛眼中的父亲。而作为新生代的梁博，在获得第一届好声音冠军后，出人意料的拒绝了所有的商演邀约，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在这不循常规的举动背后，是他想做一张“在他这个阶段所能做的最好的专辑”，“他说，钱和名不是他现在该想的事”。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劲头特别摇滚。”侯祖辛说。
“我眼里的摇滚是什么样的”
在她眼里，这三代经历和背景殊异的摇滚人不仅是她的父亲、朋友和弟弟，他们中间更由某种共性连接着，那就是她所理解的“摇滚精神”。“他们的音乐都特别真实，骗不了人，骨子里就是这样的。他们都不太擅长语言表达，试图寻找一个表达自我的出口，最后找到的共同形式就是摇滚乐。”
侯祖辛称自己并非疯狂的摇滚信仰者，这片子也不是一部有关中国摇滚史的“特别全面特别正确那种片子”。当她再次扛起摄像机、拿起笔，坐在这些摇滚人身边时，她希望做一个纯粹的记录者。
“我不是一个玩摇滚的人。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搞摇滚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摇滚小青年是什么样的。他们对我来说特别真实。我把这些故事说来，片子剪出来，如果这就是我从小到大心里一直有的感觉，大家看这个片子，能感觉到我眼里的摇滚是什么样的，这片子就成功了。”侯祖辛如是说。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音乐行业正经历着剧烈转型的阵痛，更毋庸说本就偏小众的摇滚乐。摇滚乐在中国发展到现在三十年了，当人们说到中国摇滚，拿出来的代表作都还是最早那一批人做的。“如今快速消费的时代，表达也特别快，渠道越来越多，那种憋着劲儿，那么多年的感觉和能量释放、爆发的感觉消失了，当年崔健《一无所有》唱出来时那种炮弹一样的情绪可能不在了。从这个维度来说，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可能不会再有了。” 侯祖辛还拿伤痕文学来做比较，“那些作家包括他们的受众，当年经历那么多年的压抑和苦难，上山下乡知青插队，带着沉重的背景把那些情绪表达出来。这种表达的力量和厚度，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尽管时代背景变迁，但她认为摇滚乐的土壤一直在，正如那些在迷笛音乐节上挥舞的手臂和亢奋的年轻的脸。
她带着预告片去台湾参加比赛，评委里有个BBC的老头带着一丝傲慢问道，“ How good is Chinese rocker? ”（中国摇滚人有多棒？）她感到委屈，“在英国人眼里，摇滚就是他们的天下”。迷笛音乐学校的校长张帆安慰她说，当年挪威有个摇滚乐队来华演出，感叹说羡慕中国摇滚人的创作环境：摇滚就是反抗、愤怒，而在高度发达的后现代北欧，哪来的愤怒元素？
某国内摇滚乐队创作了一首歌，整首歌词里只重复着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还我钱”，直接、激烈的控诉农民工讨薪的社会现实。“中国这方面的确还不够成熟，我们也不是摇滚发源地，但需要通过摇滚去宣泄、去表达的那种社会情绪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代。”侯祖辛想了想，缓缓的说。
用电影表达所有的爱
如果你没有见过侯祖辛，她应该就是你想象中的样子：长头发，大眼睛，精力充沛，说话语速极快，时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初中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给她留言，“你能不能别总是笑得那么吓人”。
念大学时她去了香港，修读社会学。她说社会学的训练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视角、跟世界交流的方式，这也给她做电影时的叙事语言和选题偏好打上了烙印。在美国读电影学院时，那些在香港时跟黄大仙闲侃、深入探访同志群体以及和性工作者lily把酒言欢的经历，都成了她剧本故事的素材，“社会学告诉我不要带有色眼镜去看任何群体任何事情，事情都有多面性和可能性”。
她背着包独自旅行，在报纸杂志上写东西，拍一些摄影作品。偶尔也像当年她父亲那样，站在舞台上唱歌，正如她更为人所知的经历，是参加好声音比赛。但在她看来，这些都仅仅是“玩票”，最爱的还是电影。“写文章、音乐、摄影、拍电影都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但拍电影最过瘾。你不断在创造一些新的故事和情节，以一些最新鲜最有意思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过程中你也可以结识很多有意思的人。所以这个会让我很开心。”
“我喜欢画面，喜欢写东西，喜欢攒故事，喜欢跟别人交流，而电影就是把我所有的爱都在这一个渠道里表达出来。”侯祖辛说。
侯祖辛作品《摇滚在二十，四十，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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