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了真相，道歉又有何意义，和解又从何而来？如果无法扎根于真相的土壤当中，再好的和解意愿之花都必将枯萎。
（荷兰在线专稿）最近国内最为热闹的话题之一是宋彬彬女士的道歉风波。社会舆论对这份“迟来的道歉”似乎接纳的声音不多，更多的是反对、质疑与嘲讽。扪心自问有什么态度，委实是无法说清楚——首先宋彬彬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是“红二代”，却又在文革后赴美留学并获得美国国籍；其次，在整个文革的“全民暴力”的背景下，一个人的死，或者说一场暴力事件中，施暴人究竟该担负怎样的责任？第三，施暴人自己在“文革”中的思想状况如何？是被蛊惑还是有意为之？最后的结论是，本身不处于当时的环境，任何对其的评论都是不可取的。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知道几个名字，张铁生、宋要武（即宋彬彬）等等，其中宋要武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因为这个名字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钦定的，还因为宋要武在天安门上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着“红卫兵”三字的袖章。这件事情之后，宋要武注定要萦绕宋彬彬一生，因它誉满华夏，也因它背负骂名。我们可以从目前披露的文献中看到，宋要武这个名字成为文革前期的一个符号，《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都刊载过署名宋要武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文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的几句话，更是掀起了此后武斗的新浪潮，之后湖北省的报纸上也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公开信，措辞强烈地表示要保中共湖北省委。虽然此后宋彬彬都表示，这些文章都非自己所写，但有时个人的意志必须屈从于党的意志，最后被党，被整个时代裹挟着前进。
宋彬彬此次的道歉信已经被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不管怎么说，道歉总比不道歉强。对于一个善于遗忘，不愿意面对苦难与错误的民族与党来说，一个个体的道歉已经实属难得。但这次道歉，似乎更多地是为自己开脱，总而言之就是“我没打人，我眼睁睁看着卞仲耘校长被打死，我道歉。”这种开脱责任的说法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
笔者早年读书，没见过多少回忆文革的“伤痕文学”作品，看到过对文革忏悔道歉的作家只有巴金一人，至于其他“红色作家”诸如郭沫若之流，读其文革的诗歌越多，越对其人品报以鄙视。经历过文革的人愿意选择沉默乃至遗忘，因为或许忘记了，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建国后，历史上的一次次运动，一场场浩劫，来龙去脉究竟如何，冤假错案究竟多少，这些运动、浩劫中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造成这些非正常死亡的原因究竟如何？究竟该由何人对此负责？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就是没有弄清真相，在没有真相之前，任何人都可以相互谩骂、指责，因为事实不清楚，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认知和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意见，当意见不合时，各方便会相互指责甚至上升到谩骂的境地——现在的网络上的争吵究竟和当年大字报有何不同？——文革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依然久久不会离去。
一个人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都会选择性地回避，一个党派也是如此。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似乎也“昭告”天下：此事翻篇，到此为止，其实党和社会如何反思才是刚刚开始。德国在二战后经历了数十年对纳粹的反思，如今依然自省，其中也不乏同情与逃避，但只要勇敢面对，才能一步步的寻求到真相，才能获得欧洲和犹太人的谅解。于此相对的，党和政府在一次次的运动后，缺乏反省与认识，在“党性高于一切”、“讲政治”的思维下，人性遭到压抑扭曲、人权受到肆意践踏，当一切都过去之后，受害者站出来讲求说法时，却发现自己被整个社会孤立了——在一个宣扬“法不责众”的社会、在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年代、在一个人人都希望逃避责任没有担当的民族中，受害者只会唤起每个人心中的负罪感——在无法回避的时代大潮中，每个人都是犯罪者，每个人也都是受害者。
我认为，已故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所做过最伟大的举措是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一举措最终保证南非没有陷入复仇的内乱当中，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它的三大任务之一便是弄清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之后才是恢复受害者尊严和对坦白真相的施暴者事实大赦。
抗战的民国老兵已经快没有了，民国抗战的故事也近烟消云散，真相似乎无法探究；待到文革一代老去，是也无法寻找到种种真相了呢？如果没有了真相，道歉又有何意义，和解又从何而来？如果无法扎根于真相的土壤当中，再好的和解意愿之花都必将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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