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改变中国:余姚水灾舆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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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改变中国:余姚水灾舆论观察

微博让网民跨过媒体了解到余姚水灾,如果说围观是民主的另一种形式,余姚水灾中的网络舆论,体现的是民主还是暴力?

最先了解余姚水灾的网民,往往不是通过灾情报道,而是微博上的一系列问号,问号的起点,正是北大教授吴必虎的一则微博:“不知何故各种媒介多见黄金周和好声音,而对被淹浙省却不见公私媒体关注?” 联想到9月初杨某因帖子被转发超过500次,遭到刑拘,网民纷纷指责大V的不作为,但是也有浙江的大学生从传播学角度指出:“全国对浙江灾情‘麻木不仁’,只是一种‘社会舆论还来不及反应’时的假象”。

这样的针锋相对只是余姚水灾中舆论乱象的冰山一角,而乱象背后,是网络舆论的泡沫爆裂。

文/七星视点

一、谣言起兮止兮

10月11日晚,一段视频在网上引起众声喧哗,内容关于余姚灾民围堵宁波市电视台卫星转播车,并将护送电视台记者的特警警车砸坏。

对于灾区民众如此情绪激动的原因,庙堂与江湖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

BBC中文网报道:“当地传出11日宁波电视台播出新闻称,洪水已退、当地生活已经恢复正常,故而宁波电视台‘众志成城抢险救灾’新闻节目直播车进入余姚,欲作连线报道时被居民包围。“ (威客, 2013)天涯论坛相似地指出:” 民众称其粉饰灾情,强烈要求他们去花园新村等受灾严重的地区报道,遭记者辱骂“。 (杜若, 2013)

但是与这段视频几乎同步传播的,是余姚公安于事发当晚发布的微博,尤其是最后一句”谣言止于智者“,借用释永信面对质疑的回应,显得底气十足。

这条长微博对当晚的情况,提供了第二个版本,称起因于某醉酒男子和两名女子要求电视台去家中采访,并解释称:“一些道路积水已退去,有些路段是趟着水进去的。今天和昨天不同的是,一是通讯在慢慢畅通,另外市民和车辆在慢慢开始有序的正常生活,一些市民家里也开始通电。” (宁波电视台《看看看》栏目微博, 2013)强调所描述的是记者从高速路口至直播点的真实见闻,并不是粉饰灾情;同时,记者也没有出口成脏。

但是这条长微博却有两个疑点被回避了,一则为什么围观群众情绪激动,二则醉酒男子和两名女子为什么坚持要记者去家中采访。事实上,仔细琢磨该栏目记者的报道,确实不算是粉饰灾情,至少措辞留有余地,让人挑不出毛病,顶多算是继承中国媒体灾难报道的“报喜不报忧”的传统。可是对于三个当事的群众以及情绪激动的围观者来说,这样的正面报道对灾情没有丝毫价值,他们的房子、车子还泡在水里,他们的财产损失还没有着落。

因此,这场沸沸扬扬的砸车事件,实际上是受灾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发泄。电视台没有报道虚假新闻,但是灾难面前以维稳而不是救灾为核心的正面报道,尤其令受难者忍无可忍,所谓“我给自己的工作打60分” (王瑞锋, 2013),灾民倒是打出来标语:“60分下台”。 (路扬帆, 2013)结果,没有搞清楚真相的网民们一时间疯狂转载批判记者粉饰太平,而本应受关注的灾情,却错失了焦点的的位置,没想到注意力转移的后果竟与维稳报道异曲同工。

二、到底哪里进了水

10月13日晚上,博友哈桑奇在微博上爆料称,上午余姚三七市镇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王某,“因穿高档鞋子,迫不得已由年近六旬的村书记将其背进灾民家里!” (何蒋勇, 2013)所谓有图有真相,言之凿凿。

一石激起千层浪,算不上官的王某被扣上了“鞋哥”的帽子,他也不敢再去村子里面了,“受不了人家的指指点点”。 (孙静, 2013)10月14日的《新闻1+1》栏目中,白岩松的评论成为新华网等媒体转载的标题:“这属于鞋没进水,脑子进水了。” (白岩松, 2013)同时,他认可余姚市镇政府于当天宣布的免职和警告处分,称体现了执行力和零容忍。

三天以后,《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却让这句经典评论黯然失色,甚至显得有些可笑。王某告诉记者,当天穿的并不是高档鞋,而是100多元的普通布鞋,没有穿雨鞋是出于开车方便的考虑,没有考虑到庭院里还有积水。背他的村支书解释,他与王某挺熟的,就开玩笑说自己力气大,让他上来看能不能背得动。

更令人喷饭的是,“当时还有副镇长等在场,‘要拍马屁’也会背官大的副镇长,不会背官小的主任。” (孙静, 2013)

三七市镇党委副书记马军辉也承认确实受到了一定网络压力的影响。 (关开亮, 2013)

至少这不是官场黑暗的故事,甚至说是两个朋友的交情深也可以。但是把私人交情带入公务中随意处理的方式,却使得两人被卷入舆论的漩涡,受到道德的拷问。

在这场围观中,“鞋子”代替了灾情、友情,成为最鲜明的符号。众网民是观众,也是编剧,乡亲朋友背两步路的助人故事,瞬间演变成为“官大一级压死人”和“害怕高档鞋子进水”的槽点,成燎原之势在媒体中广泛传播,导致党委副书记等人在网络压力下,不得不作出王某被免职的处罚。王某更像是腐败官员的替罪羊,阴差阳错中作了网民情绪化发泄的靶子。许多网民不知道的是,“尽管被免职,王某仍承担着村里的卫生防疫等灾后重建工作。” (关开亮, 2013)

三、围观中发泄至死

当10月7日,相当于68个西湖水的大雨淹没余姚城时,受灾的群众也许曾寄期望于网络舆论,可以绕开官方媒体,把自家的受灾情况和政府的救灾力度作真实的反映。

但是10多天过去了,灾民的境遇几乎没有成为过真正的焦点,网民看到“有图有真相”的鞋子的故事,便开始疯狂地转载,官场黑暗、官大一级压死人、地方官员腐败……成为热议的焦点,我们痛快地发泄着对中国官员的不满,却忽视了对真相的忠诚,极少有人去关注漩涡中心的王某和村支书本身,只是怒火中烧地点着鼠标,直到当事人被迫免职,才稍感满足。记者的直播车被灾民砸了,官方媒体报道不实、粉饰太平,维稳的舆论管制又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记者报道的内容是否像网络传言那样,还是如电视栏目微博所宣称的那样,都不重要了,近似发泄口一旦出现,众人立即一拥而上,好像生怕失去自己的发声机会,当然更是一个发泄的机会。这一时间,网民的焦点对准了新闻伦理,灾情再一次被失焦。

上面所述的两个事件,之所以发展成为舆论中心,自有中国的时代背景作铺垫,若不是平日里百姓对官员的不满积蓄着,对电视台报喜不报忧的报道过分忍耐着,也不会在水灾中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志愿者与灾民的矛盾也被报出了,但是并没有成为热议的焦点。只是随着网民队伍的壮大,舆论的力量壮大了,效果却并不一定更好。围观改变了三七镇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王某的官途,没有改变电视台的报道风格,留下的却是党委副书记和村支书的无奈,以及电视台栏目微博一句“谣言止于智者”的警示。

水灾被围观改变了没有,现在无法断言。可以肯定的是,余姚水灾中的两次舆论失焦,对水灾救助本身并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反而把网民在围观中的情绪化发泄精神暴露出来。

如果说围观是民主的另一种形式,余姚水灾中的网络舆论,却更多地体现出民主的暴力。失焦的围观,只能满足网民自身的发泄需求,与社会责任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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