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电影导演、策展人朱日坤的最新创作《查房》，近日将在俄罗斯、韩国等多地电影节上展播。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策展人朱日坤的最新创作《查房》，近日将在俄罗斯、韩国等多地电影节上展播。2013年9月伊始，荷兰在线记者独家专访朱日坤，就《查房》、独立电影、维稳体制和他个人的经历等展开对话。
警察与旅客的口舌之争
2012年7月25日，朱日坤和好友郭飞雄、隋牧青等人奔赴江西新余，探访并声援刘萍、魏忠平等维权人士，顺道游览新余风景区仙女湖。
朱日坤等人在入住酒店之后，半夜突遭大批警察查房。朱日坤因出具护照而非身份证被盘问，警察在明知朱日坤持中国护照的前提下一再要求其口头说明国籍，朱日坤拒绝正面回答，双方对峙长达十余分钟。朱日坤用摆在床头的摄像机，意外地拍下了这一幕，并将其制作成纪录片《查房》。
没有剧本，也没有演员，片长21分钟48秒的《查房》是真实发生过的一幕。面对警察的一再逼问，朱日坤平静抗议称“我可以不回答”，警察则称“不回答是香港的法律，不是我们大陆的法律……香港有权保持沉默，大陆没有”；而当朱日坤询问警察查房的法律依据时，警察说依据《警察法》第4条规定，公民有义务回答警察盘问，而实际上第4条的内容却是“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
朱日坤遭遇查房，从同行隋牧青的一篇日记中得到印证。隋牧青在《声援江西参选三杰纪行》一文中表示，当夜酒店涌入十几个警察及便衣，未经旅客允许手持摄像机录影，警察否认宾馆有人涉嫌黄赌毒，仅称系例行盘查。当郭飞雄挑明探访刘萍一事，警察皆保持沉默。“宾馆房间属于私人处所，在不能确认旅客有犯罪嫌疑情况下，未经旅客许可，警察无权对旅客录影，否则就是滥用警察权力，侵犯旅客的隐私权和人格权。”隋牧青写道。
朱日坤对隋牧青的说法表示认同。他指出，宾馆房间属于私人空间，当公民在私人空间内遭遇警察查问时，有权进行拍摄，以方便公民对警察执法进行监督。“当时摄像机就摆在床头，警察的确有看到，但很难讲他们是否知道我正在拍摄，但我在我的私人空间内拍摄是合理合法的。”朱日坤对记者说。
《查房》的官方宣传稿中这样写道：《查房》沉闷荒诞，卡夫卡式的官僚主义在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人的存在和意义需要通过各种证件来证明的官僚体系遭遇中国国情。警察的傲慢，实质为无任何约束的极权暴力。当需要不露骨地行使此种暴力时，警察官僚体系便成了掩盖。不经意间，它以合法面目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缩头种田不如诉诸行动
《查房》目前已在法国、美国和西班牙的纪录片电影节上放映，观众反响强烈，接下来该片还将在俄罗斯、韩国、丹麦和意大利的电影节上展播，筹款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然而，令朱日坤始料未及的，是与其同行的好友郭飞雄被抓。据媒体报道，8月8日，郭飞雄被广州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外界猜测疑与“南周事件”有关。朱日坤也因为在微博上声援郭飞雄遭到禁言。
“无论是查房事件，还是郭飞雄被抓，都与维稳体制有关。维稳体制貌似在法律的框架下从事，但法律的边缘被随意更改，无数维权人士遭到变相骚扰、威胁乃至殴打，但说到底维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跟法律没有半点关系。我的微博被封之后，我投诉数次，却没有任何回复，这是赤裸裸的流氓行径”，朱日坤对记者说。
朱日坤还表示，在自己过去两年的行走中，目睹或听说了很多以维稳名义造成的悲剧，这已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怪现状，离你我其实并不遥远。当局出于维稳需要，认定政见不同者为有政治蓄谋的敏感人物，使用各种手段剥夺他们的正当权利，禁止从事任何他们不想让你做的事。中国社会的最可悲之处在于，国人只有自己遭受公权力威胁时，才意识到自由和安全保障的必要，只要与己无关就保持沉默。国人对于别人的苦难持一种自娱态度，没有自我思考，不企图以行动改变社会，即使有所表达，这种表达也是建立在洗脑基础上的，于是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溃败。
尽管好友接连被抓，但朱日坤本人似乎并不害怕。他指出，在强大的维稳体制面前，每个人并非害怕或不害怕就能避免危险的，因为这种危险无处不在，对自己安全问题上的多虑毫无意义。“个人安危在中国太渺小了，我也曾经打算放弃电影去种田，但我发现无论我躲在哪里都不安全，内心也难以平静，所以希望行动起来去改变社会，只有社会改变了，个人才有真正的安全保障可言，这其中的代价需要我们所有人去承担”，朱日坤对荷兰在线记者说。
创作比策展更能表达自我
作为中国独立电影新锐的朱日坤，其个人和从业经历也颇有意味。
朱日坤生于广东惠州，2000年从北大光华学院金融专业毕业后，他进入中国银行工作，成为人人羡慕的白领。但他不甘现状，辞职后的他做过翻译、编辑和销售，事业顶峰时还做过软件公司的总经理。
自2001年起，朱日坤开始涉身独立电影，先后创办现象工作室及现象网，组织了“与导演对话”系列活动，策划了第一届青年导演作品交流周、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纪录片展，并进行了中国最早的独立电影的音像发行。由朱日坤担任监制和发行的《梦游》、《浩然是谁》、《葵花朵朵》等影片多次入围国外影展并获奖。有媒体称赞现象工作室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独立电影机构之一，现象网也成为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
除策展、监制和发行之外，自2011年起，朱日坤也逐渐开始尝试自己拍点东西。他告诉记者，与策展等工作相比，电影创作形式更加直接，更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目前很多中国电影非常无聊，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但是现在大的环境恶化，一些影展接连被政府取缔，独立电影人的空间越来越小。不过能不能做好电影，本质上与处在什么社会无关，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也会有最闪光的思想。”
在做电影之余，朱日坤还对慈善公益抱有很大的兴趣。在过去几年里，朱日坤建立过NGO中国网，启动百草园公益图书馆等项目，在四川叙永县为多个乡镇小学建立图书馆。不仅如此，朱日坤还致力于保护包括同性恋者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权益，他曾担任第四届北京酷儿影展主席，“同性恋者是弱势群体，酷儿影展跟电影有关，同性恋电影不是单纯的同性恋的问题，和社会环境也是相关的。只要是致力于维护公民权利的事情，我都很感兴趣，也会继续做下去。”朱日坤最后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