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消亡了吗？荷兰学者彭轲（Frank Pieke）在他的书中回应了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消亡了吗？这一质疑之声，自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中国社会后便在海内外不绝于耳。2009年，荷兰莱顿大学人类学家彭轲（Frank Pieke）在《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 一书中回应了这个问题。这被认为是目前海外唯一一本对中国党校系统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他通过呈现中国共产党庞大而阶层化的党校系统，审视中共的国家治理策略，指出“社会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种“治理方式”（socialism as a form of governance），它并没有消亡，而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他将这一过程理论化为“新社会主义”（Neo-socialism）。
彭轲，早年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曾长期任职于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现任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席。主要学术方向包括：现代中国乡村政治与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等。
日前，彭轲在荷兰莱顿接受了“政见”团队的专访。以下是精彩观点集锦：
◆大多数人会说，哦，共产党还活着真是个奇迹… …嗯？共产党看起来竟然发展得还不错，怎么回事呢这是？… …哈，让我们重新来认真地研究共产党吧！于是迅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共产党的书，来将共产党概念化… … 共产党并不能完全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包含了很多的内部复杂性。
◆很多中国年轻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共产党。他们会说，共产党很强大，很富有，但是也很没意思。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公民社会、互联网、现代艺术、文学——所有这些与“自由”“现代”相关的东西。而“党”似乎只存在于过去，谈论“党”的人仿佛来自“石器时代”，他们可能将被历史的潮流淘汰。很多人也许想要利用共产党，但很少有人想要去真正了解共产党。
◆党校是一个“让党只成为党的地方”。在党校里，他们的多重身份变得单一化了，他们此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的功能，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特性被更加凸显出来。
◆如果你真的跟干部们面对面聊天，他们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课上学到的东西——包括关于反腐败的训诫、礼仪的培训、理论知识的习得——而是他们在这里认识的人，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交网络。
◆尽管他们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但他们对自己当前做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相信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是有效的，可以带来巨大的变革。共产党会将中国带到一个更美好的阶段，而他们当前的工作正是在为这个目标做贡献的，当然也可以给他们自身带来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们是现实中的信仰者，但并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向往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治理方式”。
◆只要人们真正地相信着什么，要掌控管理他们总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不会总是遵照着领导的吩咐去做事，而是有着自己的判断。处在掌控位置上的人不是领导，而是他们自己。这类人不只是指左派，可以变成任何派。
◆相比于中国共产党，西方政党也许更加地自持：因为在西方的系统中，政党并不是一个用来统治社会的组织，而更多是一个用于争权的工具，帮助特定的群体去赢得竞选。它本身不去统治，而是培养那些可以统治国家的政治家。
◆西方民主制的一个弱点是，它并不能证明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是最理想的权力执行者。那些操纵着国家运行的人，并非最优秀的政治家。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赢得竞选，让他们可以到达他们想去的位置；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适合管理国家。因此，很多的西方国家是被那些不够称职的人掌握着，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值得被信任的。他们擅长竞选，却并不一定擅长管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不是完全对峙的；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它们是共生的关系：彼此交融、彼此支持，生产出新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治理话语和策略。
◆共产党始终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组织，或者说，有精英化倾向的组织。
◆（如果有一天）体制不再把人们锁在固定的职业轨道内，而是变成一种可以自由出入的职业选择。体制内的职位与其他行业间的界限可以变得越来越宽松，形成一个共同的职位市场… …如果这种体制内外的转换职业变得更频繁更容易，那将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状况，这比空谈民主要有用得多。
◆我不认为中国存在真正的左右之分。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其实很难把它们放入到西方民主体制中划分的“左右”系统里。所谓“政左经右、政右经左”。如果我在中国，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党员，我可能不会试图从外部去推翻它，而是会利用我的党员身份，去尽我所能地做点事情。
（访谈全文请见政见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