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成员进入国家权力机构并担任要职，这是一种执政模式的创新，还是变相的集权？郭定平认为，虽然这种模式也有可能引发一些问题，但总的来看利大于弊。
在政党政治发展成为现代政治的主流并主导各国的政治生活以来，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大主题。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模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的模式相比较，有什么样的特点？政党成员进入国家权力机构并担任要职，对国家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利大于弊？
日前，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的一次专场讲座中，复旦大学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郭定平先生对这些问题分别进行了回答。
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四种模式
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随着现代化浪潮的不断高涨，大多数国家产生了政党，并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主要包括四种：
内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党不仅是在现代国家基本形成之后产生的，而且是在议会这一现代宪政体制的核心框架之内以选举为中心开展活动。例如，1688年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后，逐步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并根据责任内阁制的原则建立政党政府。
外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党并不是从议会内部的党派演变而来的，而是在议会与选举之外形成并开展活动的。例如，1899年的英国工党大会上通过成立一个选举及议会活动的组织，这便直接导致了工党的诞生。
共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在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各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党与国家均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均在政治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过程中，一些殖民地的主要政党与宗主国进行谈判，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现代国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
个人独裁型政党一国家关系。在这类关系模式中，虽然政党和国家都存在，但都不能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能，只有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党国大事全部由最高领袖最终决断。例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的转换：五个阶段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推动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发展，以致在民国初年形成了政党林立的局面，这一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
在国共合作取得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发动政变，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形成了典型的外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国共战争胜利之后由于形势需要，建立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外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国后逐步形成的外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疯狂升级而发生严重病变，演化为一种个人独裁型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强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且逐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开始逐步向内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转换。
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模式创新，还是变相集权？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探索重构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中，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模式应运而生。
1992年，中共中央在有关省市自治区换届选举的文件中提出可以提名当地省委书记作为人大主任的候选人，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现象第一次出现。1997年继续坚持了1992年的做法。在2002年开始的各省市自治区换届选举中，中央统一要求：各省委书记除非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般应被推荐为本省人大主任的候选人。根据2003年的数据，全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有23个，党委副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有4个。这就是说，到2003全国地方政权换届完毕，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党委书记以外，几乎全部实行了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新模式。在2008年和2012年完成地方换届之后，这种模式被更加广泛地应用开来。
政党成员进入国家权力机构并担任要职，这是一种执政模式的创新，还是变相的集权？郭定平认为，虽然这种模式也有可能引发一些问题，但总的来看，利大于弊。从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软弱瘫痪状态，常常被人们仅仅当作“花瓶”和“橡皮图章”，人大领导多由年老体弱的干部担任，常常被人们看作无职无权的象征。推行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特别是在有的地方，人大的领导班子基本上都是原来的地方党委过来的，这大大加强了人大的权威，提高了人大的地位，改善了人大的素质。
（本文为荷兰在线整理郭定平教授的讲座要点，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