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医保’下有多少病无所依者选择自杀?

,
‘全民医保’下有多少病无所依者选择自杀?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当中国的政策遭遇尴尬时,这是一种常规回应。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当中国的政策遭遇尴尬时,这是一种常规回应。中国的医保改革历经几十载,不愿因高额医疗费拖累全家而自杀的案例还在上演。政府称财政压力大,医院不分公私以利为先,究竟哪一方能让民众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多些安全感?

相同遭遇下,何去何从?
4月12日,一位湖南常德的父亲抱着女儿尸体痛哭的照片在网上引发热议。这位白发父亲的28岁女儿被查出身患重症,因惧怕医院的高额费用拖累全家而割腕投江自尽。在网络搜索框中简单地敲入几个关键字,荷兰在线记者找到一长串类似结果。同样在4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90岁重庆老人因常年高额医药费拖累家人而选择跳楼自杀;3月末,吉林省松原市的19岁男孩患有过敏性哮喘,长期维持治疗不仅花掉家中积蓄并负债,不愿继续拖累家人的男孩跳楼自杀。

再往前追溯,安徽省合肥市农妇因患尿毒症无钱医治,不想拖累丈夫和两个孩子的她在病房厕所内,用手机充电线上吊自杀;曾荣获浙江省优秀警察称号的温州平阳县民警范再跑,因不堪忍受疾病的长期折磨和不愿再拖累家庭,跳楼自杀;贵州瓮安县学生张有波将南京东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后,身患子宫癌一直卧病在床的母亲不愿自己的病成为儿子的负担,当晚投河自杀。新浪微博网友@梦晨伤在看完湖南常德的悲剧问了个问题:“如果你患了重病,无钱医治,你会为了不拖累家庭而选择自杀吗?”

几十载医改,民众看病还是没安全感?
2009年中国“新医改方案”正式发布前,中国的医疗体制已经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前二十年的改革中,民众的抱怨集中体现在“看病贵、看病难”,即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上存在不公平。而在“全民覆盖、政府参与医疗服务市场”的新医改政策下,民众继续体验着“看病贵、看病难”。新医改课题专家顾昕在医改发布后曾说:“中国要实现全民医保,或许需要五年时间。”四年之后,无法或难以承担高额医疗费而自杀的案例,每一年都在上演。

面对中国医保的尴尬局面,荷兰在线记者联系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凤凰网时评员。“供不应求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现状,而其中城乡和区域差异、医保的双轨制、医院的内部违规操作都在为民众本来就可怜的安全感雪上加霜。”对于中国民间“小病死,大病捱,快死才往医院抬”的说法,该评论员认为“小病大治”是当前医院存在的普遍问题,同时挤占着原本已经匮乏的医疗资源:“小病大治对百姓和官员都有适用性,民众要多花钱,官员可以多报销。”

哪一方能出力缩短“长期过程”?
面对中国长期存在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政府表示解决起来财政压力大,而医院的定位更倾向于盈利而不是公益,在当前医保的尴尬中,哪一方能采取行动缩短“长期过程”?

“医院方面应该逐步实行医药分开,打击医生吃回扣、小病大治的现象,在政策上可以明确规定和细化医疗报销制度,避免有人钻空子。”该凤凰网时评员说道。财经评论员岑科曾提出通过医院市场开放化后的竞争机制来改善医疗行业收费过高的问题。而该时评员认为,虽然中国现行的医改方案明确提出积极促进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试图通过市场竞争改变医院公益定位缺失的效果并不大:“民营医院并不代表就是站在民众的立场,在自力更生的压力和利润的趋使下,有不少民营医院的反面例子。”

除医院方面,扩大医保基金的来源及监管是另一个重要关注点。“医保支出大户–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应该被要求缴纳养老医保基金,而国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国企作为行业的垄断者,除缴纳赋税外,在医保方面也可以通过将国家股份划入社保基金的方式来承担一份责任,”该时评员指出,“这些医保基金的监管则更为关键,既要防止腐败还要降低管理成本,管理机构里其实养了不少闲人。”

在谈及现实可操作性时该评论员说:“牵扯到利益时难免会有阻力,但这更多的是一种理念的转变,将少量国家股份划入社保基金的做法应该加紧落实。”

一位新浪微博网友@夜班工人丙评论道:“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个梦,我们已做得太久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