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的柴春芽14岁开始写诗，十年前转向叙事文学创作。语言文字毕竟存在交流障碍，近年来，他试图通过影像这种普世“语言”表达想法，获取更多和外界的交流。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向来不遗余力，推介各国独立电影新人新作。今年入围“光明未来”单元的中国影片《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广获好评。导演柴春芽曾是《南方周末》摄影记者，2005年离职后入藏支教，此后埋首创作多部西藏题材叙事小说。两年前他首次尝试影像媒介，这部处女作诗意化地叩问传统、记忆、死亡和重生，传达对家乡甘肃陇西和整个中国大地悲悯而深沉的复杂情怀，感染了整个电影节。
70后的柴春芽14岁开始写诗，十年前转向叙事文学创作。语言文字毕竟存在交流障碍，近年来，他试图通过影像这种普世“语言”表达想法，获取更多和外界的交流。“原本想拍纪录片，后来发现纪录片太‘实在’，太物质主义，而我想加入创作的想像力在（电影）里面，赋予更高的理念，所以改拍一个虚构的故事。”柴春芽的电影处女作将故事设置在自己的家乡甘肃陇西，以“地”，“水”，“火”，“风”等本位元素为段落标题，讲述四个关于“死亡”的故事。黄土、黄河、大山、堡子、社火、皮影、秦腔、神婆，中国大西北自然和人文景象布满银幕，导演以质朴的仪式化原生态结合大胆的象征手法，叩问传统的失落，和不可磨灭的人生记忆。
“每次回故乡都感觉它在死亡。大量的年轻人离开，老人不断地死去，曾经的那些节气、庆典，没有年轻人去学，老人去世之后就都不存在了。”物质生活的飞速发展促使人们背井离乡，和过去迅速告别，寻找所谓新的生存价值。和大多数当代中国人的怀旧情绪相似，在柴春芽的表述里，故乡的“死亡”带着乡愁的忧伤。他怀念传统，萨满巫文化、皮影戏等民间风俗和老人们的口述历史穿插在影片当中，但同时做了建设性的艺术提升。“这部电影里没有劣根性，我赋予了（家乡父老）尊贵的品质，虽然贫穷，但每个人都很有尊严。” 他说，“中国三千年来没有被哲学和宗教培养过尊贵的气质，在文学和电影、艺术的骨子里有一种俗气，后代要创造出尊贵很难。中国的乡村小说就会把人们描述得猥琐下流，这方面确实存在，但人们身上也存在着高贵的品质。我希望把这方面集中表现出来，用艺术塑造一种新人类，新的中国人，他们一定是有高尚的品质的。”
漫漫求知路
独立电影导演只是柴春芽的新头衔，谁也想不到，他大学主修的竟然是思想政治专业。他说，想弄明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就只有进入共产党的理论体系，于是发现学校课程呈现出的都是“谎言”，但其背后的东西特别有意思，比如讲到马克思，他就去找真正的马克思原著看，认真写论文。“同学们大多死记硬背，而我的大学生涯促使我第一次独立思考。毕业之后先去一个地方做老师，教了一堂课就觉得受不了，我想如果一辈子都要面对孩子们说谎，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可以说真话的职业。”
1999年前后，中国市场化的报纸刚刚诞生，需要大量的自由人员，血气方刚的柴春芽辞了教师公职，去了兰州一家新报纸做记者，薪水少得可怜。一年后，他怀揣100块钱，去了西安《华商报》，“举目无亲，没钱租房，就在办公室打了半个月地铺。”一年后又跟着副主编南下广州办一份报纸，开始做文艺副刊的编辑。期间，他推荐了廖亦武在2001年以“老威”之名公开出版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结果我被说成是民运分子，然后被撤了职。部门主任很好心，她不愿意我没有工作，辗转让我去了摄影部。”柴春芽借朋友的相机开始自学摄影，很快就在广州新闻界小有名气，后来经同是南方报业集团下的《南方都市报》进入《南方周末》，任摄影记者。
虽然身在同行梦寐以求的《南周》，但在2005年，柴春芽决定离职远赴西藏。“政府打压‘南方系’越来越厉害，很多人对新闻丧失信心，我在30岁也碰到了很多思想上的困惑，常常想人活着是为什么，之后，经我的朋友唯色（藏族女作家，曾获2011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奖）的介绍去西藏支教。”一年当中，柴春芽一边教书一边自己看书，去了西藏很多地方，和当地僧人学习，对西藏人文和宗教有了深入了解。此后的三年，他在北京闭关，完成四本西藏故事小说创作。台湾最老牌的文学艺术类出版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了两本，中国大陆目前出了一本，叫《寂静玛尼歌》。“这本小说是讲个人精神流浪，没有多少思考性。因为书中提到六四、八九，国内版本当然做了‘手术’。原名《西藏流浪记》也改了，因为提到西藏，再加上‘流浪’，跟‘流亡’挺近的，他们觉得用这个名字不敢出，最后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名字。”
电影“门外汉”
萌发拍电影的想法之后，2011年，柴春芽刚好得到了一位好朋友的投资支持。“她觉得我在做一些看起来很傻的事情，高薪工作不要，去西藏支教、写书，就愿意帮助我，我就说好吧，转型。”尽管他从未专业学过电影，但饱览名作，安哲洛普洛斯和赫尔佐格的大师作品给了他最初想拍电影的冲动。他更坦言喜欢第三世界的电影，或许是因为和中国的现实可以相较。“那种生活之丰富，历史之动荡，让第三世界的导演天然具有悲悯的情怀。中国现在城市的家园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这代人徘徊而彷徨，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回故乡也没有归属感，生活在那里的父辈们思维陈旧，回去后没法交流，会被认为是对这个国家的背叛。毛泽东时代和文革似乎给父辈做了文化基因手术，传统美德被砍掉，功利主义、民族主义极其膨胀，永远没有个体生命的关怀。”柴春芽拍片时曾遭到地方县政府官员的阻挠。他说，“我曾经做过《南方周末》的记者，他们担心我是不是带着新闻记者去采访，揭露腐败。这是心虚的表现。另外我没有在广电总局拿批号，地方官员看不到官方文件，太怕出事之后影响仕途。”
但片子总算在磕磕碰碰之中拍完了。副导、摄影、录音等都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人员。“他们刚开始不相信我，我就跟他们不断地讲这个故事，最后他们被吸引了。大家都很帮我，尊重我在思想高度和艺术性上的把握。”柴春芽笑说，“刚开始我连什么是接戏都不懂，只有一个故事文本，没有分镜头脚本，然后我就去网上搜，剧本是什么写法……拍摄用了28天，剪接却用了三个月，我也不懂叠化、淡入淡出等效果，那就晚上回去重新看大师作品。”
去年春天，处女作《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制作完毕，去了北京独立影展和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受到好评。一位台湾的摄影师朋友把片子带到了去年金马影展的中国独立电影单元，更有幸被选片人Shelly Kraicer“发掘”，来到今年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反响挺好，让我挺惊讶。”有了破冰式的首次成功，柴春芽也已经在着手准备下一部片子。“想拍一个西藏故事。”他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