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的婚姻，彭铠立对别人提起杨德昌时，还是会尊称他一声”杨导演”。除了是夫妻，他们也是最好的工作伙伴。
他大她18岁，是扬名国际的大导演；鼻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头乱发，微笑时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说不出来是诚恳还是腼腼。她是留美归国的年轻钢琴家，纤瘦的身材，一头长发；她专注地活在她那个比较美好比较优雅的生活里，即便她的从容与自信便足以让她征服整个世界。然后，坐在咖啡桌两端的他与她，聊起了音乐，聊起了电影。从那天起，他们就成了最亲密无间的情人、伙伴与家人。
他的名字叫杨德昌，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导演之一，也是备受世界影坛推崇的电影大师。十多年后，作为他遗孀的彭铠立坐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旅馆的大厅，换了一头俐落的短发，身形也比以往更形消瘦，一直不变的却是她的从容。应该也是这样的从容，让她撑过杨德昌罹癌到辞世的漫长七年。他离世后的这五年，伴随着杨德昌电影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回顾展，她一次又一次重温他的心血结晶、回溯两人携手合作的点点滴滴，问她现在的生活是否还总是环绕着杨德昌转，她想了想，说：”现在不太那么多了。美国生活很简单嘛，孩子上学后学校的事情非常多，就是工作、读书跟学校，这样而已。”
孩子眼中的杨德昌
12岁的尚恩（Sean）戴着黑框眼镜，一头蓬乱的头发，看得出与父亲的相似之处。手上拎着电动玩具，在首映会后的晚宴里自己找块沙发，低头沈浸在自己的世界，看来不擅社交的孤傲也是遗传的一部份。问及尚恩对身为大导演的儿子有何感想，彭铠立笑着说：”他不觉得自己是名导演的儿子，在美国挺自在的，人家也不晓得他父亲是谁，没有这种压力。有时在回顾展里看见那么多人推崇杨导演，他还不解地问我说：’我爸爸很有名吗？’”
杨德昌电影里不乏暴力血腥，他年幼的心灵是否可以了解呢？彭铠立说：”他会问：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有枪？我就会解释给他听，他父亲的电影描写现代人在都会化的过程中情绪压力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变化，产生了许多压抑的愤怒。”彭铠立认为，虽然杨德昌无法陪着儿子长大，他的电影却是最好的教材，可以帮助孩子度过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不安：”暴力，愤怒，都是是情绪的一种。他在国外长大，不同种族不同价值观会有很多冲突、很多情绪，这些电影可以帮助他思索，怎样去正面化这种情绪，使它们带着一种力量，而不是摧毁的效果。”
你所不知道的杨德昌
十几年的婚姻，彭铠立对别人提起杨德昌时，还是会尊称他一声”杨导演”。除了是夫妻，他们也是最好的工作伙伴。细看《一一》片尾的工作人员名单，彭铠立的名字出现了五六回，她不仅一手包办电影配乐的钢琴演奏，打点演员服装造型、也处理行政与行销事宜。彭铠立如此描述工作中的杨德昌：”他这个人没有什么私人生活，所有的一切都环绕在工作上。他很注重他的品牌，整个电影必须能呈现出他要的效果，他要的语言，他要的美学上的标准。你要跟他工作，就必须跟着他要的方向走。”
即便如此，彭铠立并不觉得两人的相处有何为难之处。”我们24小时都在一起，我很了解他工作的步调跟要求，我们的关系非常自然。他工作时非常严厉，有时候一般人会没办法接受，觉得有压力。但私底下跟我跟孩子在一起，他就是个很柔情的男人、父亲，非常地温柔。他有很多热情，家情观念很重，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深情很温柔很感性的丈夫。”
最后的时光
彭铠立怀孕七个月时，杨德昌被诊断罹患了大肠癌。那时他刚凭着《一一》拿下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奖，许多案子找上门来，为了方便接洽，他们迁居洛杉矶。眼看整个世界就要展开双手迎接他们，杨德昌却病了。这样痛苦的回忆，彭铠立回述起来却是如此平静，如此地淡然：”怀孕了，先生却得了癌症，对我来说当然是晴天霹雳的一件事。但命运就是这样，也只好面对了。”
杨德昌最后的七年长期与病魔对抗，过得十分辛苦，而彭铠立一边照料他，也要忙着拉扯年幼的孩子，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笼在愁云惨雾之中。相反，他们用阅读、音乐与艺术点缀生活，并坚定地拒绝放弃希望。”他生病之后，每年有六个月在美国做化疗。在美国后期他做了很多实验性的治疗，总是希望奋斗看看能不能够活下去。” 彭铠立说。
杨德昌的动画梦
杨德昌从小就对漫画很有兴趣，生病之后，他的兴趣转向不需要在幕前工作的动画。学电机出身的他，一直对科技与人文的汇流深感兴趣，动画即是他眼中最好的例子。彭铠立追忆：”他当时想跟皮克斯（Pixar）一样，做出中国式的动画风格，有很多的理想在里头。”即便在病重之余，杨德昌仍不肯放下画笔。无奈当时华人世界动画产业仍在起步，一部描述貌似平凡却深怀武功天赋的少年自我发现之路的功夫动画片《追风》，在烧尽大笔资金之后，仅完成了几个场景、不到十分钟的片段，成了杨德昌身后的遗憾。
所幸在彭铠立的努力下，《追风》计划似乎已有起死回生的可能。目前她与美国最重要的动画制作公司之一商谈重启《追风》的可能性，极有可能成为该公司中国分部的开山之作。
台湾导演的困境
然而杨德昌身后传奇面临的挑战还不仅止于此，他毕生拍摄的七部长片、一部短片版权分散，造成决策上的困难，例如修复与后续发行无法轻易进行，使得许多有心观赏杨德昌电影的人民不得其门而入。彭铠立无奈地说：”这有很多成本上的考量，作为他太太我无法让别人把他的版权让给我，他们不在意杨德昌的作品，我们作家属的很在意，也没有办法。”台湾导演拍片的艰辛，彭铠立感受特别深刻。”在台湾做电影跟做黑手（注：修车工）差不多，marketing、市场推广等等，什么事都自己要来。一个导演有那样的才华，如果他有更好的体制，他说不定可以完成更多的作品。”
为了专注在电影创作上，杨德昌放弃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做人”。他在世时，台湾电影界给他的批评多过于鼓励，关于他性格与人格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彭铠立说：”他是个很诚恳的人，他觉得生命有限，不愿意浪费时间在虚伪敷衍的社交，也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怎么做人’这一回事。他的作品布局庞杂，需要专注，他宁可把精力和时间放在创作上面， 让作品去表达他真实的看法，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太多的着墨。”所幸，这样一个勇于逆流而行、甘犯大不讳的孤独心灵，最终遇见了他的知音。他留给我们八部伟大的作品，却留给彭铠立足够一生回味的幸福，一个孩子，一段无悔的生命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