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贝岭：“莫言的政治人格众所皆知”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德国《每日镜报》就此采访了流亡诗人贝岭。贝岭说：“莫言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持政治异议的小说家。…” 他还在访谈中提到了刘晓波，对这位身陷狱中的朋友说：“自由至高无上！带上刘霞，哪怕流亡。"

(此访谈以英文提问，贝岭用中文回答。德译文将在《每日镜报》上刊出。中文为荷兰在线首发。)

您对莫言的文学作品怎么看？有没有哪本书您最喜欢？
我刚开始读莫言自已首推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我读的有趣有味，可又只是一趣一味，好像读者是个一无所知的“傻瓜”，被吸入他那典型的狂欢化语言中过瘾。我警觉，那些如骡子撒欢般一泻千里的句式是否太多？这一日万言的架式非要摆出吗？可否收敛着写呢？

我是怕那种语言狂欢中的杀气。如文革中高音喇叭日夜不停的大字报播报、大批判语调。也是走了味的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魔幻现实主义（Magical Realism）作品的东方变异。所以，我或许要改看瑞典学院（Svenska Akademien）常任祕书英格朗（Peter Englund）建议读的，说能“品尝他的写作风格”的《天堂蒜薹之歌》。当然，两本书不一定能呈现一位小说家的全貌。

我想说的只是，我有自己的美学判断，且根深蒂固。小说不是诗，国族或个人的命运不能只是隐喻，还可以明喻。小说上的结构意识与视野的深广不是非要靠宏大场景或神神鬼鬼来呈现。所以，我信奉故事的张力，而不是夸张。

您认为莫言是否应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我，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效应就是让我有可能立刻去读这位获奖人的一、两本书，以扩大我的阅读视界。随着“年事渐高”，我不太思考谁配或谁不配？太多的伟大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难道要我一一列名，以贬此奖或让获奖人汗颜？

这是否是挪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一种政治决定？以求与中国的和解，由于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政界和商界受到了中国当局的为难。
我以为，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深知此奖的巨大政治爆发力。而获奖人能否具持久的历史影响力，甚至对人类历史进程及人类和平的推动力，则取决于此委员会的眼力。前年，因选择狱中的刘晓波获奖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爆发力，并让中国的统治者恼羞成怒，所以，这一决定曾举世嘱目。而挪威的政治人物或挪威商界过去这一年是否诸多困扰或盈利不盛？世道不济，近年来，这世界不都如此吗？

西方政治人物本就要面对东方专制“大国崛起”的咄咄逼人，而商人则应遇难而勇，这和商人的唯利是图应是一面两体啊，难道我又小看了挪威人的智慧了？

而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在确定每一年的获奖人时也不可能没有考量到其附带的政治效应，而今年获奖人莫言的政治人格众所皆知，他也不太掩饰。所以，瑞典学院会有其应对，莫言亦然。

是否可以这么看：莫言只是一个作家，而并非一个政治人物？
在我看来，莫言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持政治异议的小说家。（我以为）他不想，也不敢。他是一个作家，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有党纪，他被要求，不想要也得要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即在“政治正确”上不可含煳。另外，如他所说，他是被国家文化机构按月付薪、享有公费医疗的“专业作家”。在中国，大部份从事文学写作者并不以为忤，且趋之若鹜。但愿我说错了。

莫言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离席，您是怎么看的？他为什么要起身离去？
那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我在德国苏坎尔普(Suhrkamp)出版公司今年出版的文学回忆录《逐︰中国》中有过详述。那是9月12日上午，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鱼贯离席。“汉贼不两立”？拒绝听我和戴晴发言？让法兰克福市市长和书展主办方难堪？我意外和惊讶的是，官员一声令下，莫言要遵命的无奈，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等学者缺恥的自负。之后，更戏剧性了，先有书展主席向中国代表团的道歉，再有中国大使用流利德语在主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训话。最后，研讨会得以复会，我与戴晴则确定失去了作为其中两个论坛主讲人的资格。

戴晴忿忿不平，我倒没太多愤怒。与我，受排斥或边上呆着早已是常态。中国早已不是礼乐之邦，多少年来，中国代表或代表中国者不都是这样吗？或我又错了？

倒是研讨会休息期间，我曾主动走到站成一排、穿着同样制服的中国代表团代表中间，在刀子一样充满敌意的目光下，和本应在一个论坛发言的莫言打招呼，认识相识，我也要直接求証他日前接受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採访时的狂言—什么他根本不屑于与贝岭在一个论坛里讨论文学，他若见到贝岭走入，他会立即退出研讨会论坛等说法是否属实。我索性边问边将刊出莫言採访的《环球时报》递给他看，他脸更沉，似愤懑不已，恼怒地告诉我，行前，他未接受过《环球时报》的採访，没说过此话，也不会如此说话。听他的解释，我感觉到的是《环球时报》凭空杜撰与肆意捉弄“老实人”的下作。莫言被《环球时报》当成了掷向我与戴晴的“石头”。

您与莫言的私交如何?
我和莫言因他那着名的“退场抗议”而相识，可无再交住。可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国际研讨会那场论坛上，我们还因“贝多芬与歌德”的典故而“唇枪舌剑”。我们使用象征与喻指，是文明意义上的。那是国际场合，有目共睹，有影像为证。我曾在德译版回忆录《逐》中据实以录：

“9月13日的“文学的角色──深陷危机还是越发必要？” （Literature in danger or even more necessary than ever?）论坛是研讨会的最后压轴场，莫言作为主讲人，在发言结尾时谈起了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关于贝多芬和歌德的传说。他说，贝多芬和歌德一起散步时碰到了皇帝的车驾经过，歌德立即闪到路边，立正，鞠躬、下跪、脱帽，向皇帝低头致意，而贝多芬则昂首挺胸，继续向前走着。莫言别有寓意地说，他年轻时，对贝多芬的举动充满钦佩，对歌德则多有不屑。但当他涉世已深，五十多岁时，反而对歌德的举动充满了敬意和理解。

我当时的发言是帮莫言将这则传说的结尾补上。
我说：“这则传说发生在十九世纪初，在中国确实是家喻户晓，我也从小就听过。可莫言没有讲完这一则别有寓意传说的结尾，我来补充。当威仪赫赫的皇帝座驾过去后，歌德不悦地问贝多芬，为何对皇帝的驾到不止步、鞠躬、下跪、脱帽行礼，桀傲不驯的贝多芬说了一句让我迄今难忘的话：“世上的皇帝很多，但贝多芬只有一个。”和莫言先生不同，直到今天，我仍对贝多芬充满了敬意。当然，也对歌德的低头、鞠躬、脱帽行礼有了更多的理解。
莫言听后默言。我们各自借题发挥，意已在言外。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现在既把奖颁给了刘晓波，也发了奖给莫言，这说明了什么？
诺贝尔和平奖由挪威的政党领袖、政治人物与社会贤达评出，诺贝尔文学奖则由瑞典学院的那些老学究投票选出。我想说的是，在一个专制国度，这两个奖项还有着和平与文学之外的巨大政治能量，且难以预估。评委们手持引线，责任非常，所以，请审慎。

您了解您的朋友刘晓波目前的状况吗？他有受压流亡国外吗？
刘晓波仍在狱中，他还有八年多的刑期。我不是他的亲人，故所知不多。据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他的两个兄弟不久前获准一起去探监，兄弟三人得以短暂相聚。披露出来的自相矛盾细节还有，刘的身体建康，精神不错，可胃疾更为严重。近两年来，只有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获准一月一次或数月一次地奔波到千里之外的监狱探望刘晓波，可我无从获知探监时间的长短。更多待确认的消息如，刘晓波拒绝以流亡国外换取出狱的自由。而国家则以长期软禁刘霞作为惩罚，甚至以此惩罚促使刘霞说服刘晓波流亡国外。

令我意外的是，我从台北的中天电视上看到，10月11日，莫言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面对镜头向记者表示：“希望刘晓波尽快获得自由。”在这安全的“高地”，他还重复强调，“希望刘晓波健康地尽快地获得自由。” 这是良心之言。在这一时刻，其影响与意义非比寻常。真希望他在兩个月后的受奖演说上能重复这句话，甚至在这句话中再加上“等政治犯”四个字：“希望刘晓波等政治犯尽快地获得自由”。

对于刘晓波，我能说什么呢？我想说：“自由至高无上！带上刘霞，哪怕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