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百位知名作家联袂抄录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当网友们批判这些作家“没骨气，不知耻”时，也将目光投向体制外的自由作家们，尤其是一些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
主流与流亡
作协体制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体制内作家拿政府俸薪以写作为生，有官方刊物和国有出版社为他们的作品提供舞台。目前中国知名作家大多在体制内。而流亡作家往往因政治因素被迫旅居海外，必须在异乡自求存灭，大部分已转行从政、从媒，只有少数还活跃于文坛。
主流和流亡作家虽境况迥异，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上世纪八十年代，贪婪汲取西方文学、哲学养料的青年们结社谈文，89后却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道扬镳，有的流亡海外，有的脱离体制成为自由作家，有的则在体制内生根发展。失去联系的主流和流亡作家们唯有在海外的国际文学活动中才得以“偶遇”。当年手足再度相见，有着欲说还休的激动和尴尬。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流亡诗人贝岭作为嘉宾上台致辞，台下的作协代表们尾随中国官员起立退席，现场愕然，研讨陷入僵局。今年的伦敦书展上，贝岭作为“闲人”游逛展厅，遇到已进入作协久别重逢的老友。十年未见，寒暄过后，老友们相约喝酒吃饭，然而贝岭最终未入饭局。“酒到酣处，如何认真，还可严肃？不去，还是对的，”他说。
私人与体制
体制内作家虽然在公众场合表现“正确”，私下却往往是另一番情形：密友间、酒局上、网络上不少人变得言而无忌，直捣组织的弊端。“这是符合逻辑的，”某不愿透露姓名的体制内人士说。“大家都在体制内求生存，自然学会了八面玲珑的处事方式。较有自由思想的作家能做到洁身自好就不错了。”
据悉，百位作家抄录《讲话》的活动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发起，参与抄录的作家均为作协成员。没参与的有两类：一类是拒绝的—–这类人很少，数得出；另一类是没被邀请—–这类占绝大多数。“体制内作家有工资作保障，版税和稿费都是额外收入，生活颇为惬意，也就很难放弃对体制的依赖性。正是这种依赖造成他们卑怯的性格，”自由作家野夫说。
然而，贝岭注意到近年来少数在海内外颇具影响的体制內小说家如余华、阎连科也开始变得勇敢起来。“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体制的依赖会丧失作家应看重的人格与自由，因此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试着直言不讳，回国后也没有被传讯警告，何不活在真实中呢？”
心中的柏林墙
西方虽也有各类作家团体，但均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出现，不发工资也不参与政治。然而，这并非说明自由世界的作家都有完全自由的语境—–要得到精英圈的承认，他们也必须拥有“政治上的正确性”。“政治上非正确”的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政治评论家乔姆斯基（Norm Chomsky）在被指责“违背了知识分子传统”后说，“知识分子的传统是趋炎附势；如果我不违背它，我就有悖自己的良心。”
市场是另一制约自由的因素。荷兰作家埃扎德·米克（Edzard Mik）称荷兰作家不见得比中国作家来得自由：“虽然我们不必畏惧我们的政府，但商业价值还是要考虑的。”一些旅美华人作家也说，美国出版制度商业气味浓厚，少数族裔作家如果不去迎合他们的口味便没有出头的可能。
据悉，作协现已取消专业作家制度，新近加入体制的均为签约作家。体制内外的界限不再泾渭分别。尚且不论体制的淡化是否能促进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们首先应该扪心自问是否敢于面对内心的禁忌？这种禁忌可是政治观点、意识形态，也可是商业效应、公众反馈，或是自身“不可见人”的隐私。自由作家棉棉说：“大家都说要撞柏林墙，但我会说，先把自己心中那个柏林墙撞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