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在中国鲜为人知，但却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文集《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近日推出荷兰语版。从当年的愤青到如今“没有仇恨”的祥和，刘晓波的个人转变也是中国草根民主发展的一个见证。
《我没有敌人》其实是刘晓波2009年底在北京受审时所作的最后辩词：“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
从愤怒到宽容
与他有过亲自接触的人们还记得，早期的刘晓波是一个愤怒的知识分子。在刘晓波文集荷兰文版的发布会上，著名中国流亡诗人杨炼向记者回忆说：“刘晓波作为当时（80年代）文化批评的黑马，他攻击的对象是全方位的，包括攻击我······刘晓波当时对我与传统文化必须发生关联的态度是深恶痛绝的，把我骂得够呛，因此最初我对他的态度并非特别好。”
但在参加89年的六四学运被捕之后，刘晓波开始发生变化。著名中国旅英作家马建告诉记者：“他由一个愤怒的知识分子、什么都批评，变得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转变。”
杨炼指出，刘晓波尤其在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以后，愈加宽容，讨论问题也更加全面。”最典型的例子呈现在《08宪章》里，我觉得这是一份很温和、理性地对中国未来作出谏言的文件，而不是一种街头意识形态口号。“
但刘晓波最终还是因这份要求民主改革的《08宪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民主回归
刘晓波的个人转变也体现了中国草根民主在这20多年中的发展：民主从意识形态中得以解放，重新回归具体，渗透到民众的具体经济利益之中。
邓小平在六四后，将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与他提倡的经济改革归一，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自此，“走向共同富裕”成了六四后最显著的思潮。而邓小平当时的初衷是为了避开在中国蔓延西方民主思潮，用经济来占位。
“1989年，学生们在天安门街头喊民主的口号时，民主还是空洞的口号。”杨炼说，“但这20多年我们看到多少维权的运动，像最近的乌坎村、太石村等。因为具体经济的利益，人权、民主这些词变得十分具体实在了，人们为自己权利的斗争也变得坚决了·······这说明民主的概念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我意识是连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不停通过他的文章强调强调人是社会一分子的自觉意识，这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非常分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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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围堵
但尽管如此，像刘晓波、马建、杨炼这样的异见作家又是为当局所不容的。马健的小说无法在中国出版，其中包括有关六四事件的小说《北京植物人》。从去年开始，马建甚至被拒绝进入中国，他估计原因是《北京植物人》中文版在港台的出版。杨炼在海外24年后终于去年在中国出版《叙事诗》，但最终因其中描述六四的《现实哀歌》一诗而被召回销毁。不久前，更是有朱虞夫、陈卫、陈西、李铁等作家因文而获重罪。
“这个政府掌控一切，但是这个政权自己毫无信心，非常恐惧，他们最怕老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害怕善于思考的人、作家、记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对社会的谏言。”刘晓波文集的主编、现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说。
“事实上一个社会要进步，最需要就是这些谏言。这些谏言就像堤坝的排水道一样，你让他发出来，他反而能把累积挤压的一些愤怒、不满稍微舒缓一下。政府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是没有信心、害怕。所以会出现李铁、陈卫、陈西这些人的遭遇，他们写了一些东西，他们参加了一些组织，这又怎么样，这么强大的一个政府为什么怕这些，他们居然怕他们10年、9年，不可思议的事情。”廖天琪说。
在杨炼看来，这是“变化中的中国仍然拖着长长的毛式共产主义的黑暗的尾巴”的体现，“只有极端版本的专制社会才拒绝知识分子反思、质疑集体文化的先天位置”。
“我不知道这种抓人与关人的现象能持续多久，但我知道现在没有一种国际力量能抑制住它。它也不在乎你任何的国际力量。”马建的言语中透露出对文明受虐的悲观。
世界看晓波
世界需要关注刘晓波，世界也正在关注刘晓波。按照廖天琪女士的话说，“并不是因为他被关进监狱里，也不是因他被判重刑。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思想者，他是一位观察家、分析家，而且他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
作为刘晓波文集的主编，廖天琪女士介绍，目前该书已有德、英、瑞典、西班牙、意大利、日、韩、荷兰文等译本，希腊等其他语种的版本也将在近期内出版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