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作家Edzard Mik今年六月受邀到中国参加天津滨海新区国际作家写作营，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困惑、不安中却带着滑稽的难忘经历。
电影《迷失东京》讲述了美国演员到东京语言不通深受文化冲击的经历，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经贸地位的越发重要，许多西方人到了中国也能感受到电影中的情节。但把最重视思想与言论自由的西方作家放到中国写作营里，要他参观新发展新建设，还要写文章歌颂以报答主办单位的盛情好意，这就不只是文化冲击的问题了。荷兰作家Edzard Mik今年六月受邀到中国参加天津滨海新区国际作家写作营，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困惑、不安中却带着滑稽的难忘经历。
Edzard Mik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那里呢？为什么他们需要国际作家参加？” 虽然先前收到活动安排时，Mik就对里头大量的工厂参观行程感到困惑，但他万万没想到，主办单位居然还要他们写“心得”；在西方作家的眼中，这无疑是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了。当笔者问他，看到写作“营”这个“营”字，不就应该心生警惕了吗？他懊恼地说：“啊！的确是这样的，想想集中‘营’、夏令‘营’啊…”
国际作家写作营
“写作营”是近年来在中国一个相当热门的活动，通常受邀的都是国家评定的“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办单位包吃包住还包旅费，将作家们载到各处游览，末了请他们写篇小文，最後一晚公开朗读大家同乐一下。一般来说，写作营都举办在风景宜人的地点，庐山、唐山还有一个明月山，唯独Edzard Mik这次受邀参加的写作营是在天津滨海新区。“他们把我们放在一个空荡荡的新区里一间尚未开张的旅馆里，这旅馆就像监牢一般，一走出大门外边是一片荒芜，” Mik说。
“每天周九晚五我们被载到不同地点参观，到工厂聆听简报、到生态博物馆了解新区的科技发展，一个又一个。头两天我还可以把它当作笑话来看，但同个笑话搞十天，我真的笑不出来了。” 除了Edzard Mik之外，还有四个非华人作家。从已经举办过三次的庐山国际写作营受邀作家名单上看，邀请哪些外国作家并没有一定的原则。Edzard Mik则是由主办单位请求荷兰驻华大使馆推荐的，Mik 补充说：“当然这也跟荷兰是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有关，他们希望有荷兰作家叁加。”
作家的自由
主办单位不仅要外国作家写心得感想，还以双倍稿费“鼓励”作家们把歌咏文发表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杂志报刊上；此话一出，却引起了相反的效果，西方作家们纷纷嚷着：“我依从我的心写作，你不能收买我！”另一端，中国作家却对西方作家的态度感到很不解，劝说他们要记取主办单位的好意，投桃报李才是中国的美德。在群体的压力下，最后五个非华人作家中，四个发表了感想；Mik就是其中之一。
深感被迫创作的不自由，又惊讶于中国作家对此从善如流、赞扬祖国发展之声此起彼落，Mik在文章中将此归结于中国社会集体性强，中国作家也因此特别重视自己作品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力，并时常试图借此改变社会。他认为作家应该远离政治，专事文学，这样其作品才不会受到政治潮流的影响。最后他也不忘总结道，如此的国际写作营作家交流，只凸显了两个世界互无了解可能的窘境。语毕，竟然有许多人鼓掌表示大受感动，Mik无奈地说：“我的同声翻译非常地不值得信赖，每次我说了一大串，他翻过去只有一两句，有时候我短短说一句，他却讲了一整段；我实在不晓得他把我的发言翻成什么德性了。”
作家的社会责任
受邀时满怀与中国作家交流的期待，Mik遗憾地发现，受限于语言的隔阂，针对创作的讨论几乎全然不可能。通过旅居国外的作家从中翻译，他从零星的交谈中获得的两个重要讯息，一是中国文坛充满黑幕，年轻作家要出头得请吃饭巴结；另一个是中国作家特别喜欢谈社会责任。中国作家郭文斌告诉他的一则故事，让他尤其印象深刻：“他告诉我一个年轻女孩自杀后，人们在她的背包里发现了他的小说，他为此感到很自责，决定此后只写让人欢乐的小说。如果是在荷兰，荷兰作家一点也不会觉得自己应该为此负责，说不定还暗暗自喜觉得是自己写得好，所以女孩死前非读它不可。”
中国作家是否真像他所观察到的那样，要么随政治起舞“为人民服务”、要么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与社会责任心，这恐怕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西方作家又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具有无限的自由，甚至不受良心的指引呢？小说作品检视认同危机、探索现代人对情感的渴求，Edzard Mik显然也在追寻某种对社会整体来说，深具意义的普世话题。
至于自由呢？Mik在接受笔者采访的前一天才接到出版商致电，要他把新小说改得更“吸引人”、更直辟入里一些，因此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重写。看来在商业市场上，读者的“残酷”几乎也与独裁君主一般，再崇尚自由的作家也不得不折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