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第一批华人船工在鹿特丹的Katendrecht上岸，成了荷兰第一批华人移民。一百年后，这批华人的子孙在荷兰落地生根，传承至第四代，脸上的华人痕迹越来越淡薄，只剩下他们的中国姓氏和对遥远中国的模糊憧憬，让他们无论如何总显得与众不同。
不久前一场在Katendrecht举办的”中华团圆”(The Biggest Chinese Reunion)活动，邀请了十几位荷兰百年家族与四位研究华人议题的作家，吸引了百余位民众前往叁加。
百年团圆 百年历史
十月秋寒，在茫茫细雨中，数十位来自百年华人家族的民众重返Katendrecht，齐聚一堂，分享私藏的家族照片。闲谈间，每一分记忆都是荷兰华人珍贵的历史足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以世代生命亲身体验了荷兰的百年历史。“歧视外裔的情形，是这十几年来才出现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找工作拨电话过去，他们一听到我们的中国姓氏，马上就想录取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工作最勤奋、最可靠。”庄杰平老先生笑着说。
庄老先生还有一个特殊的身分：他是荷兰时尚传奇Fong-leng的兄长。虽然Fong-leng对自己的华人血统与文化影响不愿多谈，在家人眼中，她的华人身分无庸置疑。“每年我们与中国深圳的亲人团聚，她都会叁加。从她作品来看，中国的元素也非常地明显，“Fong-leng的侄儿、第三代的庄汉 (Chong Fong) 说。问起成长过程身为华人后裔是否曾经遭遇任何困难？他想了想，说：“有个中国姓氏，小时候的确常被同学取笑，但也有优点，就是各学校都有外裔学生指定名额，遇到我们这种几乎是跟荷兰人没两样（1/4华人血统）、却算是外裔的孩子，老师最开心了！”
失落的故乡
并不是所有的华人家庭，都能与遥远的故乡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联系。在鹿特丹开设酒吧的徐大伟 (David Zee)，聊起故乡，眼神里总带著些许遗憾。他的祖父徐哲才是最早来到荷兰的中国海员之一，登记姓名时，荷文的”海” (Zee) 取代了他原本的姓氏”徐”，却没阻止它常常久久地在家族里流传下来。祖父与父亲两人都曾在鹿特丹最早的中餐馆”中国楼”工作，祖父後来则开了一家杂货店；在徐大伟的记忆中，他们的身影总是那么地匆忙，不分昼夜地忙碌工作着。
也因为如此，虽然对自己的中国根感到非常骄傲，他与弟弟徐国平从来没有机会向父亲学习中文。“现在通婚的通常是中国女性与荷兰男人，当时则是中国男人与荷兰女人，小孩子都是跟着妈妈学的”，徐大伟遗憾地说，“几年前家族有人到中国去寻找祖父的故乡，发现整个镇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此对我来说，好像也没有返乡的必要了。”
意外的亲人
在翁珂比 (Coby Ong) 的身上，父亲的中国故乡又有着极为不同的意义。1936年来到荷兰，父亲翁正德结识了年方十六的荷兰妻子，在她因病早逝之前，两人总共了生育了14个孩子，其中3个不幸夭折。2001年，这个大家庭接待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原来父亲早年在温州老家还有妻儿子女，从未见过面的兄长远渡重洋，要求翁正德返家团聚。这一去，就是两年。
习惯了荷兰生活的翁正德后来仍选择在荷兰终老，今年三月去世的他，曾经是荷兰最年长的华人人瑞。他的荷兰子女与中国家人的联系并没有因此终止，翁珂比说：”我去过父亲的故乡，见到他的另一个妻子，那真的是非常奇特的经历。她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还裹小脚呢！”
写不出来的名字
虽然这些百年荷兰家庭多半强调未受过荷兰社会排挤歧视，但共通的经验是第一代父执辈禁止子女说中文，希望他们”越像荷兰人越好”。这也是为何从第二代开始，他们已经不通中文，许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了。早期华人为何如此谨慎恐惧，或许与荷兰政府对华人的敌视态度有关，徐大伟说：“一直到50年代中，任何想跟中国人结婚的荷兰女性，护照会立即被政府没收，与中国人所生的孩子也只能持有中国护照。我的奶奶、母亲都被迫放弃她们的荷兰国籍。”
从敌视到今年高规格地共同欢庆华人百年，荷兰政府的态度显然已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社会边缘的隐形民族，到今日最受荷兰各界欢迎的外裔族群，华人以百年四代的血汗为自己打下了一片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