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书展结束之际，国际特赦组织荷兰分部主席纳扎尔斯基却在官网上发表了一篇博文，引起关注。
“很少有一枚小小的胸针引起过这么大的轰动…… 和让人发笑 – 如果没涉及到监禁与其他形式的惯行性压制的话”–纳扎尔斯基（Eduard Nazarski）在博客中写道，字里行间不无嘲讽意味。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枚胸针，又引起了何等效应呢？
荷兰作家和媒体在北京书展期间大张旗鼓地对各种言行进行哄吵和报道，使纳扎尔斯基先生觉得有必要站出来为自己的组织说上几句话。在他眼里，荷兰文学界在短时间里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内容从国际特赦发放的、象征着中国作家刘晓波身在狱中无法亲自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一枚“空椅子”胸针，到“喇叭外交”与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到抵制书展与通过和中国建立长远的良好关系而帮助改善其现状之间的选择。在争论进入尾声之际，纳扎尔斯基先生提笔自问：这场论战究竟缘何而来？
“空椅子”胸针
荷兰作家前往北京之前，国际特赦组织送给他们每人两枚“空椅子”胸针，并附信说作家们可以将其中的一枚戴在身上，另一枚送给他人以表示对那些因言获罪的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尊重。而据荷兰报纸《NRC商报》报道，在北京，荷兰作家科赫（Koch）将这枚胸针抛掷在地，以表示自己不会接受任何人和任何组织的左右。
尽管纳扎尔斯基先生对这一明确的姿态表示无可非议，但他却否认国际特赦有告诫作家该如何思考和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倾向。所以，发放那枚“可恶的胸针”招来作家们的激烈抗议，被冠以“愚蠢的行为”和“整个是胡闹”的称谓，使纳扎尔斯基感到惊诧和不解。发放可以佩戴的胸针与左右他人的行为截然不同，而那些作家在北京大张旗鼓地高呼自己不受国际特赦的左右，似乎纯属无中生有。
喇叭外交？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再到政府要人率领商务代表团访华，多年来，历次涉及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育和商业交流，几乎都成了人权组织将中国的人权现状提上日程的机会。然而，它们的敦促和关注都从未像北京书展一样在荷兰社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对抗效应。这一点，恐怕是国际特赦所没有预料到的。
纳扎尔斯基认为，这些作家完全可以选择不佩戴那枚来自国际特赦的胸针，也完全不必选择如此大张旗鼓地拒绝根本不存在的“左右”。而在北京大喊对中国实行大呼小叫的“喇叭外交”无效的作法，更使先生觉得带有讽刺意味。因为，这样一来，究竟“是谁拿出了喇叭，又是谁在用它”？
有谁在说抵制？
荷兰文学基金会会长 Henk Pröpper 曾多次在媒体表示不赞成抵制书展。纳扎尔斯基说，实际上，除了几天前有过两个作家表示赞成抵制之外，几个月以来，抵制书展的提议从未出现在任何公开辩论之中。因此，基金会会长一再重复的不赞成抵制，起因何在？
国际特赦组织一直致力于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一些荷兰作家认为，用大规模声援的方式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为强权政府施加压力，结果会适得其反。但依国际特赦的经验，纳扎尔斯基却深信国际声援的确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围绕艾未未、刘晓波和胡佳等人所举行的活动，均证明国际舆论的支持与关注为改善他们的处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