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想说的”几乎已经成为一个责任，荷兰文化历史学家Thomas von der Dunk说。然而言语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9.11”事件十周年之际，荷广邀请Von der Dunk先生撰写了一篇有关那次恐怖袭击事件对言论自由的影响的专栏文章。
在“9.11”事件之后，我们现在能够说出我们所想的吗？很明显，在欧洲很多国家的民粹主义伊斯兰恐惧症的圈子里，人们将那次恐怖事件视为是“说自己想说的”的执照。至少他们确实是想过了，因为毕竟有想法是“说自己想说”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有时会被人遗忘。
在当今这个时代，畅所欲言的权利有时更加被认为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而那句“沉默是金”的古老格言却往往被忽视。然而国际外交正是完全建立在这一理念之上的，如果你想达到某个目标的话：对你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共商大事的那些琢磨不透、阴险的独裁者们，不说出你对他们的真实想法。当这涉及到个人事业的时候，当着你老板的面告诉他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混蛋，这种做法通常来说是无效的，不管这看起来有多正确。
死罪
言论自由：在激烈的政治争端中，如果一个阵营过于大声地要求这个东西，那么其实是在牺牲另外一个阵营的言论自由。如果对方阵营试图要提出自己对此的意见，那么他们就会很快发现自己被妖魔化了。在西方，如果你不想受到抨击，那么你就得遵循90年代的政治正确理念，最好不要去批评多元文化社会。今天，根据21世纪新的政治正确理念，“9.11”事件被用作棍棒来打击任何建议更深入细致地认识恐怖威胁的人。即便是仅仅一个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的评论现在也会被认为是反女王、反国家的“死罪”。
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的，自由永远是给想法不同的人的自由，这也同样适用于言论自由。例如在荷兰，眼下没有人比威尔德斯及其政党费如此大力气地限制他人的言论自由，他们试图禁止的言论从对他们持批评态度的批评家的演讲到整本古兰经。在被法院宣判无罪后，威尔德斯有很快恐吓起了他人。谁要是有将他和挪威恐怖枪击案凶手布雷维克联系起来的只言片语，将马上被归罪为发动一场诽谤活动。布雷维克曾引用威尔德斯的言论令他的行为名正言顺。
致命后果
当言语可以有致命的后果的时候， 这一因果关系限制了言论自由-特别是对政客们而言。他们的角色不同于新闻记者或喜剧演员；他们的权力地位也令他们有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社会学家马克斯维伯对“Gesinnungsethik” （信念伦理）和“Verantwortungsethik”（责任伦理）间所作的本质区别：政客们应该考虑到他们言语的后果，因为他们不仅代表其个人，也代表集体，外界也往往把他们和集体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