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住着六七千名荷兰人士，他们中大部分是外派员工极其家属，而家属里又有不少是中国人。这些同胞在海外生活了一趟，换了身份再次踏上故土，有何特殊感受呢？
上海住着六七千名荷兰人士，他们中大部分是外派员工极其家属，而家属里又有不少是中国人。这些同胞在海外生活了一趟，换了身份再次踏上故土，有何特殊感受呢？
妍和楠同是荷兰人的妻子。在荷兰与中国分别生活一段时间是她们的梦想，因此一旦当丈夫得到去中国工作的机会，她们便义无返顾地接受了。
适应期
刚到上海，她们都水土不服，楠还病了一场。生活上也不是样样顺心。虽然住房、医疗、孩子的教育等都有高额补贴，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烦恼。“中介介绍的房子贵是贵，但漏洞百出。我不得不退了他们，自己跑腿找房子，”楠说。妍也遇到同样问题——昂贵的别墅屋顶漏水，没有网线，她要全部自己解决。“如果换了外国人，他们或许只能听中介摆布了，或再交点钱指望他们能解决问题。谁让我是中国媳妇呢？中介一定恨死我了，”楠笑道。
三个月后她们总算适应了上海的生活。然而，交通依旧让人头痛。“我到现在还不敢挤高峰时间的地铁，天天上下班打的，有点贵，”楠说。妍买了辆电动车，上下班靠两条腿和一辆轻骑。“像个民工，”她笑。
找事儿
妍和楠都说她们与其他荷兰外派员工的妻子最大的不同是她们不甘做个养尊处优的家庭主妇。“其实我根本不用到外面做事，外派员工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楠说。“可大概出于中国人的自觉性，如果没份自己的工作总让我有种不安全感，甚至是负罪感。”回中国前的好几个月，她就为自己物色了个新工作——为荷兰某设计师协会在上海开办代表处。楠学设计出身，回国前也一直在当设计师，现在却要从招商引资，到项目洽谈、市场宣传、人力协调全部自己扛下，压力真的很大。“反正生活有保障，就当这是个锻炼机会，大不了回头再做设计，”她说。
与楠相比，妍已经是个成熟的创业家了。在上海的三年里，她与合伙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开放式的工作空间“新单位”，为创意界的自由职业者提供专业化的办公支持，并搭建了一个让他们互相交流的平台。由于观念新颖，妍很快成了媒体红人。“在荷兰我已经在做同样的事了，如今只是换个地方而已。不过在中国做事要比在荷兰刺激许多。三年里每天早上去上班我都心情激动，不知道今天又会发生什么。”妍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周末也常常泡在那里，孩子没人带时她就稍上他们。“毕竟环境不同——这里忙有所获，在荷兰再忙或许也只是原地踏步 。”
何去何从
中国尽管刺激，可面对将来，两位女士都不置与否。楠刚来上海半年，这座城市在她眼里还只是个临时的寄居地。“在感情上我还是更依恋荷兰，每次有朋友从荷兰过来看我，我总像见到亲人一样。两三年后或许会不一样，到那时再看吧。”
妍已经在上海住了三年多。她和丈夫俩人在中国的事业都蒸蒸日上，然而丈夫却不愿在中国长住。“荷兰人骨子里渴望稳定，”她解释。“到中国后他放弃了所有的荷兰福利，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职业经理人。随着年纪一点点大起来，他也心慌起来，宁愿放弃高薪到荷兰去过有保障的生活。”何去何从是她和丈夫每天都在讨论的话题。毕竟生活是两个人事，需要两个人去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