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庆、哀悼、祈祷、战斗、诱惑、倾诉、放松-这些仅仅是音乐传统功能中的一些。音乐让我们宣泄、表达我们的看法和情感。近几十年来，音乐主要被人们用于放松、消遣，然而它世代以来一直也是抗争和反抗的表达手段。荷兰国际广播电台在此推出一个有关反抗歌曲的系列报道，讲一讲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歌曲背后的故事。
当美国民歌手Pete Seeger在40年代将一首老福音歌曲改编并在政治集会上演唱的时候，他不曾想到它会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这首《我们必胜（We Shall Overcome）》成为了50、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抗争歌曲，直到今天它还是反抗歌曲的象征。
对一首歌来说，只有六句歌词并不是件坏事。这些歌词对民权运动的影响或许大于那些激情的政治演讲。
艰难生活
人们世世代代以来都创作和歌唱着反抗歌曲。欧洲民歌的歌词展现了悠远的过去人们所做的事情。美国的黑奴在19世纪以唱灵歌来表达他们无奈和悲伤。
人们家中、工厂、矿山、种植园和农场里的艰难生活成了这些歌曲眷顾的主题。然而20世纪初，歌词关注的焦点有了改变。歌曲越来越多地关注大的社会问题，如争取妇女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贫富差异。
炸弹
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反抗歌曲。30年代，一首有关美国南方对黑人野蛮私刑的歌曲《奇异果（Strange Fruit）》一问世就犹如一枚炸弹，因为这首Billie Holiday演唱的歌曲通过广播传向了四面八方。
拜社会主义广播电台VARA所赐，荷兰人都知道有个很强的社会主义反抗歌曲传统。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合唱团-“人民的声音（De Stem des Volks）” （成立于19世纪末）数十年来一直在五一劳动节集会和其它场合演唱《破晓（Morgenrood）》和《国际歌》。
晚安，总统先生
抗争文化在60年代几乎成了体制的组成部分，当时无论从商业还是创意方面看，艺术家们都愿意利用抗争文化来反抗越战、不平等和支持美国的平权运动。成千数万的人购买鲍勃.迪伦、多诺凡和琼.贝兹的唱片。当年轻的Boudewijn de Groot唱了一首声讨美国参与越战的歌曲-《晚安，总统先生（Welterusten Mijnheer de President）的时候，他迅速地成为荷兰最重要的反抗歌手。
在世界其他地区，反抗歌曲的力量也得到了认可。在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期间，开始了创作和演唱反抗歌曲的传统。智利歌手和活动家维克多.哈拉于1973年在皮诺切特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中被杀，由此成为抵抗的象征。他的歌曲和诗歌仍然被传唱和朗读。在东欧的共产主义时期，也曾经存在着一个充满活力的地下音乐界。
释放曼德拉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得到了许多西方艺术家的支持，他们在他们的音乐中谴责种族隔离制度。英国组合The Special AKA 于1984年发行了一首单曲《释放纳尔逊曼德拉（Free Nelson Mandela）》，使得曼德拉的名字为无数个在迪斯科舞厅中伴着这首歌跳舞的西方年轻人所知。
十年后，曼德拉成为了南非的总统。一个个流行歌星，从波诺到辣妹，都奔赴南非为了和这位反种族隔离的象征人物合影留念。抗争和反抗作为音乐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主流，在音乐中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并不会损害艺人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