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布鲁茉不满十四岁，丽塔三岁多，杰克近三岁，丽丝九岁，而西妮已经十六岁了。因为是犹太人，他们不得不躲藏求生，逃避法西斯的迫害，而且常常是躲在陌生人家，远离父母或兄弟姐妹。
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历史博物馆，荷兰Amstelveen 一所小学的学生们与二战时躲藏求生的犹太孩子相遇并进行了交谈。本周早些时候，这些小学生已经学习了有关犹太人躲藏求生的历史故事。
遗传包袱
“我尊重所有的躲藏求生者”，一个男孩子说。他的同学们(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对每个当年躲藏求生者都提出了不同的问题。
这一项目的倡议者是现年48岁的电影导演普林斯（Marcel Prins）：“我背负着一个遗传的包袱”， 他说，“我拍摄了一部有关我母亲躲藏求生的故事的纪录片。此前我对这个故事已经有所了解，但一旦你真的采访你的母亲，那你问的问题就会不一样。”
难度适当
当普林斯的外祖父母在战后接他的母亲回家时，她宁愿留在养父母身边。普林斯说：“这最让我感动，也引起了我的深思”。因此，他决定接触更多的隐藏求生的犹太儿童，请他们谈谈自己的经历。
“现在还有人能够提供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而最新的一代人也还没有像我们这代人一样，被有关二战的信息淹没。适合于他们水平的信息还不多。”
感动
在“像安妮弗兰克一样躲藏”网站上，有许多关于躲藏求生者的真实故事。还有一部关于二战期间藏身的短片以及标明他们躲藏地点的地图。
在犹太历史博物馆，孩子们还直接与一些躲藏求生者进行了交谈。孩子们深受感动，并且一个劲儿地提问。“我了解到了他们的经历，”一位女孩说，“我很高兴来这里，与他们交谈，很高兴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感受。”
永不忘记
而对于如今已是古稀老人的躲藏求生者们来说，他们也很高兴能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哈里•可翰和他的妻子西妮经常这么做。“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但每次讲完后回到家，我们的情绪仍然有相当大的波动。”
“当年的一切不应该被忘记。我根本不相信这一切不会重演。”Bloeme Evers-Emden说。她指着二战期间纳粹在俘虏胳膊上纹上的登记号码，“只要这一代人还活着，你就能让人们看到你胳膊上的号码纹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