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份，荷兰发生了两起同难民直接相关的严重事件，先是一名36岁申请庇护被拒的伊朗人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自焚身亡，上周又有一名25岁的贝宁人杀死了他的女友后再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察。据说，他因申请庇护程序拖得太长受了刺激。 他们带着创伤来到荷兰，在这里又被申请庇护程序卡住，这样的人可不止他们两个。
申请庇护者有些因在本国遭酷刑、强奸、追杀或因其他经历而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在荷兰不确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精神陷入更深的混乱中。
荷兰专门研究移民、难民及其健康问题的Pharos知识中心调查结果表明，漫长的申请庇护过程加重了政庇申请者的心理问题，有时这些难民精神出现混乱，他们将杀人和自杀视作最后的手段。
跟人接触
阿姆斯特丹难民援助处的工作人员Alice Beldman 介绍说，来她这里的精神出了问题的难民越来越多，她举了一个来自塞拉利昂难民的例子：“他的情况很不好。他带来了一盒子药，每天的药分放得整整齐齐，一共有很多药。他被从看守所放出来后给赶到大街上，精神科医生给他的建议是要多跟人接触。他跟念经似的一直说，我得跟人接触，我得跟人接触，这是他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该援助处今年年初开始了由私人基金资助的无证人士医疗救助项目(MOO)，Alice Beldman 指出：“申请庇护被拒绝的人常被赶到大街上，他们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收容，即使有病，他们也会被赶出去。”
恐惧
Jeska是一位来自乌干达的年轻女性，无证人士医疗救助项目为Jeska提供了住所。她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她的床底下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Jeska并不愿意多谈自己的故事，她担心国人或警察会找到她，并最终对她的案子不利。
最终，她还是轻轻地讲述了她的经历：“我丈夫被杀后，我逃离了乌干达。我被施酷刑，遭强奸，被留在那里等死。我最终逃出来了。一名男子帮助我坐飞机逃出来了。他把我留在史基浦机场，我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证件。我被带到申请庇护者收容中心。他们把我赶了出来。经过几个不同人的帮助，我最终来到了这里。”
自杀
Jeska患有慢性头痛症，感到虚弱。她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
Alice Beldman说，大多数难民对未来抱有很低的期望。随着移民和难民政策不断收紧，这些人所面临的困难也不断增加。
“通常他们被再次拒绝并被告知回国时，他们感到毫无出路。所有这12人都有自杀倾向。”
Jeska说她自己时常几乎接近绝望：“我在想这件事，我想有一天我会真的自杀。他们让我离开荷兰，但我不能回到我的祖国，因为那里有人要杀了我。这样我不如自杀，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希望了。我无处可去。”
成本提升
荷兰没有关于患有心理疾病的难民的可靠数字，但肯定不止于这12位获得该项目帮助的人士。有时，他们不知所措、被逼上绝路所作出的过激行为还上了媒体头条。
Alice Beldman表示，她希望荷兰其他地方也能为患有心理疾病的难民创建治疗设施。“对这群人照顾不周最终将使荷兰社会付出更高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