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告禁令无助于消除社会不公

中国广告禁令无助于消除社会不公

“皇家干邑”和“过上像董事会长一般的生活”:这类广告用语在中国即将遭禁。广告公司夸夸其谈、以对地位和豪华作出夸张承诺的手段而促销商品的行为受到了指责。从今天(周五)起,北京开始打击政治不正确的广告招牌。

但名牌手表劳力士却对“享乐主义”和“将西方作为偶像”等用语遭禁毫不在意。商店橱窗里,几平方米大的刨光纸上映人眼帘的是身着白色泳衣的金发模特。一群玻璃清洗工从橱窗前缓缓走过: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北京人3136欧元的平均年收入。劳力士手表?来世再说吧。

红色文化的复兴
中国政府下力消除街头出现的这种政治不正确的对立面。从今天起,政府将以更严格的眼光来审视展示于北京各公共空间的广告,其他大城市大概会紧随其后。而在“红色”文化复兴的城市重庆,广告被认为如此不利于政治环境,以至于在公共广播电台遭到了全面禁止。

那些巧妙地插入迎合人们对地位和奢华的欲望心理的言词的广告公司,则冒着被罚款3300欧元的风险。

购买这座“董事般生活”的别墅、畅饮“皇家”白兰地,你自然就会跳出社会底层 – 这是广告想让你相信的效应。换句话说,如果你住不了豪宅,你就是个穷光蛋。

早在2007年,“皇家”、“王室”、“精英”和“高级”等等广告字眼就成了时任市长的王岐山先生的眼中钉。巨大贫富差异的存在,使王岐山认为这些广告招牌“不利于首都的和谐”。

寄希望于广告业的自我反省能力的呼吁并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因此,广告业现在面临的,是遭受罚款。

社会不平等
MEC Access 媒体公司创意总监查理‧坎(Charlie Kan)更希望当局将注意力集中在造成社会不公的原因之上,而非仅仅从浮华的广告牌下手。对这类广告不感兴趣的坎先生认为,尽管大幅“昂贵房屋的图片自然而然会引起连最廉价的房子都租不起的人们的反感,但广告牌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消失。”

坎先生本人并非靠制造浮华的广告而生存。他所代表的昂贵的品牌,并没有以大力宣传地位的方式去吸引人们的注意:“这些品牌只会在层次较高的人群中进行谨慎和悄声的宣传,它们恰恰不会去动用那些自吹自擂的广告牌。那些东西更适用于将自己的身份建立在金钱之上的新富:用广告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孙锋(音译)认为,这也决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除了广告之外,任何针对富人的道德指南都不存在。而广告说的是:如果你有钱,你就得买房、买车和买其他奢侈品。哪栋房子能反射出你的社会地位?广告会给你带来答案。是广告在滋养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孙锋(音)指出,金钱成了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正因此,年轻的中国人屈从于购买商品给他们带来的地位 – 即使这意味着花费高出所得。与既会攒钱又生活节俭的父母相反,他们沉迷于消费。这些月光族相信“不必为明天的日子担忧”,而月光族“月月花光”的蕴意也就不挑自明了。

增加国内消费
目前,这种生活方式遭到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这有点自相矛盾,因为政府同时又希望中国人提高消费。‘提高国内消费’是中国政府衡量其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试图摆脱对出口产业的依赖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标准之一。与西方公司带着“如果13亿中国人中有0.1%买我的身体清香剂,那我就成功了”的梦想打入中国市场一样,中国经济策划者也有着同样的梦想。国内电子品牌走入中国乡村,逐村推出咄咄逼人的促销活动以促使宽屏电视走入农家,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城市中,大幅广告招牌更是引人注目。

坎先生称:“为保险起见,我们会暂时回避禁用词,但我无法想象这会有什么净化效应。罚款是为了让政治左派满意。而赋予广告业更多的自由,却恰恰有益于国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