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荷兰人对华人还有着过时的’餐馆中国人’刻板印象，事实是荷兰华人第二代通常受过高等教育，有着相当西式的思想方式。
“许多荷兰人对华人还有着过时的’餐馆中国人’刻板印象，事实是荷兰华人第二代通常受过高等教育，有着相当西式的思想方式。但的确在政治、社会福利与环境保护领域，未来华人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增加华人在社会上的能见度。”迎着鹿特丹港口的徐徐海风，黄尊光如是说。
身为唯一一个被选入《野皮士一代》的华裔人士，这似乎代表着黄尊光多年挣扎于华裔背景与荷兰身份认同的努力，终于获得了荷兰主流社会的认同。由荷兰记者、人类学研究者埃尔克(Arjan Erkel)撰写的《野皮士一代》，收录了多名荷兰外裔的成功青年典范，前国务秘书、土耳其裔的女政客阿贝莱克(Nebahat Albayrak)也在名单之内。
华裔野皮士
43岁的黄尊光之所以能被选入这本书内，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挤身国际公司高级主管的事业成就，更因为他长期活跃于荷兰华人社群，推动华人参政与慈善工作，2008年他带领的车队是参与Going Dutch慈善长途自驾活动唯一的华人队伍。2006年他创立荷兰华人商业人才协会（Dragons Business club），联系荷兰华人、商人和来自世界各地从事与中国相关商业活动的公司与专业人才。
黄尊光说：“人际网络在西方是重要的，尤其对身为少数族裔的荷兰华人、或举目无亲的中国新移民来说，更是不可忽视的环节。类似的概念在中国叫做’关系’，但’关系’有时太局限于亲友、太求近利。西方的’网络’强调合作、分享，我认为中国人要挤身西方社会，学会’合作与分享’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中国根与荷兰身份认同
黄尊光的父母在上世纪60年代来到荷兰，同大部分当时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一样，他们开起了餐馆，每天在厨房里工作16个小时，只为了让他与其他兄弟姊妹获得一个更好的机会。年少的他对在餐馆中帮忙工作这件事感到相当头痛，出生成长在荷兰，他自认自己是个荷兰人，家人以外，身边的好友也都是荷兰人。黄尊光表示，开始寻找中国根是在十七八岁后，在表哥的引介下参加华人新一代组织联合会（De vereniging Chinese Jongeren Organisatie，CJO），才促使他开始深思自己身为华裔的话题。黄尊光说：“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觉得自己是个荷兰人，我的外表永远是中国人。”
黄尊光表示，一次生日派对上他同时邀集华裔与荷兰朋友，希望让他们彼此认识一下，结果却让他大为失望：“我的中国朋友都躲到厨房里打扑克牌，荷兰朋友则客厅里围成一圈喝啤酒聊天。你没有办法把两个族群混合起来。多年后，通过华人商业人才协会的平台，我终于在商业的层面上把他们联系起来了。当两方有共同的利益与兴趣，才有交流的动机。”
积极参与
黄尊光认为，要在文化上联系两个族群是很困难的；为求在社会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华人应该对此投注更多心力，他说：“荷兰人具有极高的包容度，但我们不可能期望他们深入地了解我们的文化，因此荷兰华人、尤其是来此留学准备就业常居的中国学生，更应该努力地融入荷兰社会，学习语言、积极在投入社会的各个层面。除了力求表现外，更要学会给予与分享，荷兰主管喜欢有自信、开放、愿意积极给予意见、有集体主义的雇员，我自己也是经过漫长的磨练与学习，才有今天的成果。”
“摩洛哥、土耳其政客在议会与地方政圈里已相当活跃，而华裔却连一个政治代表也没有，”黄尊光忍不住轻声叹息，“你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以外，荷兰最早的外籍移民吗？华人长久以来隐形于荷兰社会中，我希望华人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荷兰社会，改变人们对华人过时的看法，如此才能真正开启相互学习的大门！身为一名荷兰第二代华人，不断地自我追求就是结合两种文化中最好部分，我相信我们能对荷兰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