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是太痛苦了，就好像天空裂开了、坠落到了地上那么地痛苦，我的身体永远也忘不了这种痛苦。”- Icih,《羞愧与无辜》(Schaamte en Onschuld)，Hilde Janssen
“那真是太痛苦了，就好像天空裂开了、坠落到了地上那么地痛苦，我的身体永远也忘不了这种痛苦。”- Icih,《羞愧与无辜》(Schaamte en Onschuld)，Hilde Janssen
每年五月是荷兰庆祝二战解放与追忆战争罹难者的时节，然而在花圈与老兵流泪怀旧的面容外，二战慰安妇的故事却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陈迹中。
上世纪80年代末，韩国的慰安妇首先出面指控日军在二战时的暴行，国际舆论迫使日本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向慰安妇支付约五百万日元的赔偿金，却加上”若接受赔偿，则放弃控告日本政府的权利”的条件，因此在估计约二十万人的慰安妇中，只有266人提出申请补偿。
近年来虽然相关的直接证据逐渐浮出台面，美国和荷兰议会也在2007年提出正式的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正式致歉并给予金钱赔偿，但日本政府从未正式承认“慰安妇”的存在，并在2007年终结亚洲妇女基金会。
压制与遗忘
然而在所有国家中，印尼慰安妇的处境似乎最艰难。在苏哈托政府刻意的压制下，绝大多数慰安妇的证词从未被采集，日本政府虽然与印尼政府商谈了一笔赔偿基金，这笔钱却从来没有到达慰安妇的手中。长期在印尼担任荷兰媒体通讯员、从事记者工作的人类学研究者Hilde Janssen担心随着慰安妇逐渐辞世，这段历史会永久地消逝，于是她积极投入慰安妇的访谈与纪录，深入印尼村落乡野，采集了50位慰安妇的故事。
曾以《战争的痕迹》为题、拍摄二战时被日军强迫做苦役劳工的荷兰摄影师Jan Banning也随后加入Hilde Jassen的行列，拍摄慰安妇的肖像。目前正在乌干达拍摄新素材的Banning在接受电话专访中说：“那些现已八十多岁高龄的慰安妇们，在我们访问她们时，多半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谈起那段经历。因为她们自己和所处的社会对此感到羞耻，一直把那段痛苦往事当作秘密深藏起来！”
羞耻与痛楚
Hilde Janssen表示，在计划初期他们原本也想接触荷籍的慰安妇，却没有人愿意接受采访与拍摄，她说：“那种深刻的羞耻感是所有有类似遭遇的妇女共有的痛楚，即便是在开放的荷兰，她们也不愿让别人知道她们的遭遇。”她回忆起与一位热衷于协助慰安妇的印尼妇女活动人士之间的对话：“她告诉我她觉得这些女人至少要负百分之五十的罪责，因为她们‘放弃抗拒、投降了’,”Janssen接着说：“就连跟她们站在同一阵线的人都有这种想法，就不难想像为何这‘投降＇的罪恶感、羞耻感，会深深地纠缠着她们。”
然而身为慰安妇的痛苦不仅仅是受虐的那几年罢了，Janssen表示，许多的妇女因为身心严重受创，多半无法拥有幸福的婚姻或生育小孩。在极度仰赖子女安养晚年的印尼，慰安妇们的晚景十分凄凉，绝大多数人生活非常艰难。Janssen说：“她们所承受的痛苦，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她们的生命里。然而慰安妇的的遭遇并不只是历史，现在在非洲、中南美洲、东南亚，军队时常使用强暴妇女当作羞辱对方的武器，慰安妇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这种暴行的后果有多么深远，提醒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对抗这种暴行！”
影像的控诉
Banning 为受访慰安妇拍摄的肖像，目前正在荷兰鹿特丹市的Kunsthal美术馆展出。以“捕捉她们受摧残的生命中，仍保有尊严、价值的那一面”为概念，一张张巨大的肖像、一对对质问的眼睛，深深地震撼了参观的人民。相约来参观这个展览的Susan Lenzen 与Marielle Nijssen表示，除了为这些妇女感到同情、不忍外，慰安妇的”羞耻”让她们深感震撼；听到荷兰慰安妇拒绝受访，她们更是不敢相信这会发生在开放的荷兰。
Marielle Nijssen 则表示她觉得荷兰媒体对冲突地区中的妇女处境报导得太少，通常只着重在军事行动与伤亡的报导；然而身为一般平民，她们怀疑自己能做的贡献有多少。深思了几秒钟后，Susan Lenzen说：“也许就是通过不断地讨论这些话题，让媒体、政客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吧！这些暴行的后遗症实在太深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