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妍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忙碌。作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她是中国首家共享工作室的创始人和总经理，也是无数沙龙讲座和文化艺术节活动的发起组织者。
刘妍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忙碌。作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她是中国首家共享工作室（co-working）的创始人和总经理，也是无数沙龙讲座和文化艺术节活动的发起组织者。
刘妍讲起话来豪爽果断，举手投足间充满自信，干起事情来马不停蹄。从她身上，我们似乎能看到女强人的典型。然而，她却不喜欢女强人这个词。她说自己首先还是个母亲，也有困惑，也有犹豫，也有听天由命的时候。
旧单位
出生在西安的刘妍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的一家外企广告公司工作，一路做到客户总监。月收入两万的薪水在十年前可以让她算得上社会精英，然而她却放弃了这份金饭碗，在2000年随丈夫带着刚出生的小宝宝移居荷兰。“我是在上海赚钱，到荷兰来花钱的，” 刘妍调侃自己。“可是上海的工作太累了，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来到荷兰一年半后，刘妍放弃了她在荷兰一家的全职工作，过上了与在上海截然不同的主妇生活。做主妇也不清闲，她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还在乌特勒支艺术学院和英国营销学会拿到了艺术管理的硕士学位和特许营销师证书。
然而，稳定美满的家庭生活并未让刘妍感到满足。也许骨子里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刚生下老二不久，刘妍便主动到阿姆斯特丹中文电台做义工，不久后又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先做文化交流，再做创意规划。她又变成了当初那个风风火火刘妍。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的文化创意活动里常见她活跃的身影。不同的是，这次她不是为别人打工，而是为自己的爱好工作。赚钱也不是她的目的（荷兰法律规定基金会的收入都要再投于运营），她只想学有所用，做些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
新单位
在荷兰住了七年后，由于她丈夫工作的关系，刘妍全家搬到了上海居住。刚把新居和孩子的入学安置好，她又办起了跨学术，艺术和科技三界的“三术沙龙”。一年后，她和在荷兰相识的新媒体艺术家阿角一起开创了另一个新项目：“新单位” 共享工作室。他们在上海定西路727号的映巷创意工场里租下一个280平米的空间，配置上开放式办公区域，会议室和高速网络，再转租给成百上千个自由职业者和小型创业者，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工作空间问题，还让他们能够在此相聚相识，相互交流，“同事一场”。
共享工作室在中国是个全新的概念。“新单位”刚推出不久，便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城市中国》，《东方早报》，《时尚周刊》，《南方都市》，《豫约》等期刊先后从经济，地产，创业，时尚等多角度报道了它。面对“新单位”带来的媒体效应，刘妍却显得有点无奈。她说：“做地产并不是我的初衷，也不是我的强项。我的最大资源其实不是地皮，而是人。”刘妍解释，原本她不想把“新单位”做成公司，可中国非盈利基金会的注册难于登天，所以只好注册公司了，用公司来养沙龙。为了不让自己的事业本末倒置，刘妍把公司的所有盈利全部投入于创意活动中，几乎每周她都要推出好几个沙龙和讲座。“新单位”名义上是公司，实质上却仍是个非盈利性组织或者基金会。
漂泊的单位
当问起是如何把事业和家庭相结合时，刘妍坦率地回答：“无法结合。”虽然在上海有保姆帮她看孩子，可保姆只能负责孩子的基本需求，情感上的交流还是要靠父母的。她说，在选择任何工作前，她首先要考虑的不是事业，而是孩子。做自己的老板其实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了孩子，忙管忙，但毕竟时间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同时，经济稳定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尽管他们家在上海收入算不错的，但他们从荷兰搬到上海等于放弃了所有福利，一切都要靠自己来未雨绸缪。刘妍笑道，她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人，可丈夫也许由于在福利社会长大，却总是需求一种安定感，尤其在这么个经济危机时期。为了家庭，她不得不把经济收入也列入生活目标之一。这让她在追求自己的爱好和理想时，也不免要打个折扣。
提起荷兰，刘妍眷恋地说：“夏天去那里度假，一出机场便见到碧蓝的天，闻到清新的空气，过马路时车也停下来给你让路。度假结束后，孩子们都哭着不想回上海。”在荷兰虽然没有保姆，没有阿姨，一切都要靠自己来，但心里是踏实的，精神是放松的。在中国，虽然事业空间比荷兰大了，干事业的时间也多了，但精神压力却大了。荷兰和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刘妍说，一切随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