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特拉·奎德弗里赫目前正在荷兰宣传她的这本新书。荷兰国际电台的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你是如何决定写这本书的？
我曾经为《自由荷兰（Vrij Nederland ）》杂志做过一个采访，采访的对象是那些在西方生活过又重新回到中国的中国女性。我那时候就意识到，如果我住在上海又没有把这些写下来的话，那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我就决定也把我自己的经历写进这本书里。我已经为《媒体日报》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的专栏文章，谈的都是一些微小但却很能反映这个国家的事情，比如中国有9300万人姓王，或是我在中国混乱的交通状况下因乱按喇叭而被开了罚单，等等。所有诸如此类的故事让这本书更具趣味性。
在这本书中，你把上海描绘成了一个肮脏的、很少有绿地的城市；你提到，为你的女儿找一所好的学校是如何困难；你也写道那里缺乏一种公开的态度。你有时候会不会感到厌倦？
有时候我会觉得上海是多么棒啊，有时候我却想回荷兰。特别是那里缺乏好的教育。一切都是向钱看，而缺少人文关怀。但是普通的中国人还是非常友好的，总是为你沏好茶。在上海，你只要花1欧元就能在一个不错的小馆子里吃上顿火锅，你也可以去临黄浦江的高档餐厅用餐。有人开捷豹，也有人拉人力车。作为一名记者，你会为这样奇怪的反差而着迷。作为一个西方人，你会慢慢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专制。书店里不是所有的书都可以卖，也不能有批评时政的戏剧。
作为记者，你们为什么不选择在首都北京居住，而是选择上海呢？
上海是经济中心，很多公司和工厂都设在那里。北京仅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我们那时是在上海定居的第一批荷兰记者，不过现在那里的荷兰记者就多了。
你在书中写道，学中文是如何地难？ 你现在学得怎么样？
上街的时候说一些非常基本的日常对话还是可以的，再多就不行了。如果你想要和人们深入地交谈，你就得学好中文。不过那非常难。就算你会说普通话，可是也还不会说上海话。
你书中采访的那些女性都持有明显的批评态度。
这些女性都曾在西方居住过，因此都能以一种西方式的开放态度来进行交谈。有一名女性被访者有些害怕，因此我们就在书中改换了她的姓名。另外有一名女性朋友在交谈中时不时地沉默，因为她不愿意公开她父母的名字。大部分的被采访者都不害怕，因为这本书是在荷兰出版。只要书不在中国出版，她们就无所谓。
新闻审查方面，你们遇到过多大的麻烦？
外国记者可以免于被审查。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的半年，中国政府就决定：外国记者无须先征得许可就可以对他人进行访问。但如果你要去西藏，还是要先申请许可的。你也有可能被地方当局监控，他们声称中央的决定和他们无关。中国记者会有更多的限制。他们往往被告知，要写中国好的一面。 也有恫吓的情况发生。他们可能不能对你怎么样，但是可以对那些接受你采访的人进行施压报复。
你和那些从来没有在海外生活过的中国女性是否也有过富有批评性的谈话呢？
没有过。她们无法对文革进行批判，因为那是不可以的，也因为她们不愿意去勾起那段记忆。中国人只愿意往前看，因此他们很少和孩子谈起那个时期。面对和接受那段往事还需要时间。
你在海外生活的经历会不会让你用另一种眼光来看荷兰？
我常常想：在荷兰，人们还是拥有很多不错的机会。虽然中国名义上是共产主义，但是现在那里的学校都非常地贵。在荷兰看到的那种团结真是非常棒。荷兰人要好好利用这些机会，因为在其它地方你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新亚洲半球》的作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说过： ‘西方将快速衰落’。就目前来看，他所说的还不对。在教育领域，中国不注重自我发展和创新，而荷兰在这方面仍然领先。
你认为这样的状况会变化吗？
很多中国人都送子女到国外留学。这些学生就带回来一些不一样的理念。因此很多事情会慢慢地发生变化。不过共产党当局会全力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