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济南大学学习中文的Esther Pope生病了，在同学的陪同下，她到医院走了一遭。
文：Esther Pope
我叫Esther Pope, 二十八岁。中文名字叫谢星阳。来中国学中文之前，我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了二年中文。现在我在济南大学学中文。虽然我非常喜欢住在中国，我还不太习惯中国生活，比如生病去医院就不是那么好玩的事儿。导诊台
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生病很不舒服，在同学Caitlin的陪同下我们一路杀到了济南的中心医院。医院门前人群攒动，拥挤不堪。甚至有一辆救护车被夹在五辆汽车中间，寸步难行。我暗自幸庆自己不是一名需要急救的病人。
我们走到了第一个空着的导诊台前。坐在台子后面的女士正在同另一个人聊着什么，像身后的中国人那样，我们打断了女士的谈话，要求找一名医生。以下是我和导诊台工作人员之间的对话：
我： 你好，我想找一名大夫。
对方呈惊恐状： 大夫？
我： 是的，一名大夫。
对方： 你怎么啦？
我： 我生病了。
对方： 我知道，但你到底怎么啦？
我： 我想见一位大夫。
对方： 有什么症状？
我要说明一下的是：这番对话并不是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进行的，而是发生在一个人来人往的走廊里。更因为我们是老外，周围的人们特别感兴趣你在说些什么。
我小声说： 嗯…我发烧、头疼，嗯…嗯…还拉肚子（这时候我的脸开始变红）
对方：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我稍稍提高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对方大声叫了起来（你会以为她是在把消息传给三层楼以上的大夫）： 啊！你拉肚子？到楼下二楼…
Caitlin和我在她的叫喊中慌不择路地朝楼下跑去…到了那里，我们当然还是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于是再次走到了面前的第一个窗口前。我用充满绝望的声音向四周询问是否有人会讲英语。荷兰有一句俗语说：一个愚蠢的问题将得来一个愚蠢的回答。于是有人用中文对我说”跟我来”。总之，我们跟着这位善良的女士来到了大夫的办公室：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隐私
现在让我向你描述一下济南中心医院诊断室是什么样子的吧！什么布满各类有趣图书的书架啦，墙上贴着的各种宣传海报啦，一尘不染的地面啦，经过数次消毒的桌子啦，等等等等，这些理想的画面还是统统都抛到脑后吧！
这间屋子其实是三个连在一起的房间的一部分。大约30平方米的这个大筒间由两扇门隔开。里面总共有五张床位，上面都躺着正在输血的病人。屋子里的几位医生不是在接听手机，讨论晚上将去看某某电影，就是在相互议论着病人的症状。工作台的另一边是一张让求诊病人坐的木头板凳，事实上这一整张长条板凳是让病人们合用的。
接下来我们又发现插队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火车站、市场等地方，在医院也有。与此同时，你正在和医生讨论着相当隐私的问题。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特别反感被人打断以及插队的行为。然而高烧39度、感觉相当虚弱而且还在绞尽脑汁想着中文医学术语的我这个时候已完全无法在计较那些平时极其厌恶的事了。
一群生着病却依然”勇敢无畏”的中国人在旁边对我的病容指手画脚，大加评判，与此同时，Caitlin却在兴致勃勃地对着”水深火热”之中的我大拍照片。经过了10分钟的比划，医生终于决定对我进行一番检查。先是在我的腋下插了根温度计，然后用听诊器隔着我的衣服听我的肺部(还好不需要我在20多个好奇的中国人面前脱光衣服)，接下来一边让我说”啊…”一边查看我的喉咙。再后来，这名医生在一本小本子上写下她的发现，然后示意我跟着护士走。我被护士拉了起来并被推到了走廊，忠实的Caitlin紧紧跟上。
验血
结果发现我需要验血，至于验什么，为什么要验，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必须得付钱。事实上整个验血过程非常便捷。工作人员在我指尖戳了一针，然后贴了个小试管在上面，就这么简单。
验血之后，护士又把我领回了先前的诊断室。在谈及任何关于我验血的事之前，医生首先问我是否认识一个来自喀麦隆的某某某。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嘛，所以我有可能认识那个人。这个时候我连眉头都懒得皱起来了，只是淡淡地问为什么。”我想也许你能让我们少跑一趟，把验血结果给这个某某某。”医生回答。天哪！我真的无语了。我满脸惊恐状地对那位医生说这并不是我的问题，麻烦请赶快将话题回到我的病症上来。
医生又在小本子上写了些什么，然后对我说我需要输液。输液…这个词语在我脑子里来回震荡了好几遍，在中国输液…我对她说我不需要输液。她坚持说我需要输液。一旁的Caitlin问道”她真的需要输液吗？”医生仍然坚信我需要输液，甚至连询问了开些药是否有用之后，她依然毫不动摇。但我们的态度更加执著，以至于到了最后她竟然说：”嗯，你并不是非要输液不可的…”
不管怎样，我历经”波折”之后终于拿到了一些药。而这次经历给人的忠告是：千万别在中国生病，除非你想大笑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