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大屠杀40年后：冤死的和幸存的

（荷兰在线特约专稿）在柬埔寨，谈论政治是一件致命的事。 在Siem Reap，绿色旅馆的老板Stuart告诉我，就在2014年情人节当天，加拿大纪录片导演Dave Walker失踪了，那天下午，他手里拿着一瓶水，微笑着迈出旅馆大门，从此便人间蒸发。

Dave Walker此前曾在吴哥窟附近访问1970到198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幸存者。我的朋友阿诺，一位在Siem Reap教授了近十年英文的荷兰人戏称：“在柬埔寨，和我同辈的人几乎都被杀光了。”据统计，在那场血腥的自残运动中，极左共产主义者屠杀了近330万公民，从皇室到其九族，到商人，教师，医生，僧侣，妇女和儿童，甚至外国人……无一幸免。他们烧书，烧寺庙，将“旧人（被改造者）”送入集体农场，取缔其夫妻关系，稍不从者则乱棍乱枪打死……

Dave Walker的房间正巧在我的房间正对面，门口贴着警察局的封条——这突发的偶然性让我陷入了一场关于这场大屠杀的思考。40年过去了，今天的柬埔寨是否已经从屠杀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28岁的柬埔寨青年明亮在Siem Reap的一家修车库工作，他是阿诺的朋友，阿诺得知我想造访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孤儿，就把他介绍给我了。明亮浓眉大眼，身材健壮，会说不少英文，每天下了班就到附近的拳击馆学习搏击，还喜欢Hip-hop和迪斯科音乐。表面上看，他和我们那些80后的小青年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他每时每刻都在对自己，或者对我说谎。比如我问他：“你住哪？”他会说：“我住车库，不过有时我也回家住。我爸妈很爱吃我做的菜，所以我经常做给他们吃。”他不知道我已经从阿诺那里得悉他的身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爸爸妈妈，家里的大房子和7个很爱他的哥哥姐姐时，我差点忍不住要掉下眼泪。明亮根本就没有爸妈。十年前，阿诺在Siem Reap的大街上发现了他，当时他衣裳褴褛，正等着某家店铺打烊，好让自己像流浪狗一样钻进门口的一张桌子底下睡觉。阿诺收留了他，在自己两居室的房子里给他安置一个家，教他英语，出资送他上修车技校，直到他终于找到一份工作为止。

明亮为什么要撒谎？ 30多岁的丽莎来自澳大利亚，是Siem Reap一家NGO的社工，对孤儿境况尤其关注。她告诉我，在柬埔寨，孤儿从未被当成人看，孤儿的唯一出路是孤儿院。5岁时父母就被杀害的明亮，差点被狠心的姐姐卖给孤儿院。

然而孤儿院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根据英国《卫报》近年报道，柬埔寨的孤儿院是孤儿们的“鬼门关”。自2006年到2011年5年间，柬埔寨孤儿院的数目上升了75%。境内有近269家孤儿院，有将近77%的儿童被不愿意或无力负担抚养责任的父母当成孤儿，送入或“卖进”了孤儿院。为了让孤儿院能第一时间抓住游客们的爱心，孤儿院的经营者们从不让孤儿们吃饱，让他们住在只有半截屋顶的棚子里，让他们在臭水熏天的泥地上上课，让他们每天晚上为游客唱歌跳舞求捐款。这些经营者们利欲熏心，贪污了大笔黑金。

为了亲眼辨真伪，我到一家孤儿院申请做义工，果然，老板让我交纳每周200美金的义工费，对我是否有犯罪案底，是否有创伤儿童心理辅导经验或基本教学经验不闻不问，甚至连我的护照都不看。200美金还是最便宜的，当“游览孤儿院”被当成“游览吴哥窟”一样的旅游项目时，一些所谓的国际NGO组织和孤儿院的经营者们同流合污，向有钱又自以为有爱心的西方游客征收4000到6000美金不等的“义工费”。交纳了这笔“义工费”后，义工们就可以坐着大巴去参观孤儿院，和孤儿们“融洽地”相处上十天半月，在孤儿院里植树造林，挖水道，建儿童游乐园。他们一走，刚栽好的树便被连根拔起，游乐园的玩具被取走。

两年前，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用隐藏摄像机拍摄了一部关于柬埔寨孤儿院的纪录片，据其报道，只有5%的捐款投入到孤儿身上，90%的孤儿们生活在政府规定的最低环境标准以下——这还只是生理上的受虐境况。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每天，这些孤儿们被训练成人来疯的小狗，被要求无限度地上前亲吻，拥抱，取悦那些转瞬而逝的陌生人，用最甜蜜无邪的微笑去赚取下一顿的午餐。很多孤儿虽然成年后逃离了孤儿院，却或多或少地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明亮为了不让自己被送进孤儿院，一直东躲西藏，逢人他就说他有爹有妈，家庭幸福。然而，小小的Siem Reap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暴发户们的狠心，明亮被他老板当成屎一样对待着。有一天，明亮将修好的卡车开回客户家里，途径热带雨林，暴雨倾盘，他只好把车停在路边，顺便打了个盹，结果电池就被人偷走了。荒郊野地，人车被卡，明亮用手机求助，老板说找不到电池你就去死！

一块电池要25美金，即使明亮有这笔钱，雨林里也根本没有电池卖。明亮不敢弃车而去，在雨林里待了两天两夜，被蚊虫咬得奄奄一息。他想到了死，于是用手机上最后一格余电打电话给阿诺，请他保重。阿诺立刻打电话给明亮的老板，扬言要把他告上法庭，老板见外国人说话，这才答应去救人。明亮在阿诺的鼓励下，又恢复了求生的意志，他徒步朝有村庄的方向走去。在一个小村庄，他终于遇到了一户人家，他乞求对方给他一勺水和一团米饭，对方却用木棍指着他，对他吼道：“你再不走，我们就把你打死！”

明亮后来被前来救援的阿诺送进医院，拣回一条命。“为什么连村民们也对明亮这么残忍？”“因为大屠杀，因为饥荒，因为贫穷，这一切让人们学会了只求自保，不顾其他！”阿诺答得斩钉截铁。作为一个二战以后就未曾经历过屠杀，饥荒和贫穷的荷兰人，他的理解力不得不说是让人钦佩的。

5月初，加拿大纪录片导演Dave Walker高度腐烂的尸体被发现了，在吴哥窟的一座树林里。我在他的房门前默默地吸了一根烟。第二天，警察们来了，他们翻箱倒柜，带走了他的所有遗物，然后集体在旅馆门前站成毕业典礼状，拍照留影。据说这是做给外媒看的。

据说政府也好，警察也好，在柬埔寨，没有人愿意过问那些关于红色高棉的往事，而它的幸存者，正不顾一切地摆脱贫穷，奔往财富，有如逃难的人们追赶着最后一辆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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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柬埔寨大屠杀纪念馆的参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