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贫困不该牺牲农村青年受教育机会

（荷兰在线特约专稿）两会年年开，奇葩年年有。最近，又有政协委员提出“不要鼓励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理由有三点：其一，目前大学生求职不易，农村孩子上大学后可能找不到工作，反而因学返贫；其二，农村百姓只有在农村生存的过程中，才能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可能不回到自己的家乡，于乡村发展不利。其三，不能以文凭来看待农村，田间地头的农民有自己的文化。

作为一个从农村奋斗出来的读书人，对此番言论，我有一些话要说。

在父亲的年代，一个农村青年想要走出山村有三种方式：参军提干、考大学、当工人。到了八十年代，考大学则成了农村孩子们最大的渴望。大学生往往是一个家族的荣耀，贫困家庭的青年能得到亲戚朋友的帮助，也被后者寄予很高的期望，或可光宗耀祖，或可提携亲友。农民的头脑是理性的，大多数人在供子女读书前有一个投入产出的考量。

然而，自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一度惨淡，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收入上甚至不如体力工人。读书无用论一时蔓延开来，在农村影响甚坏。不可否认，因为子女读书导致家庭愈加贫困者，其数不小。然而，教育权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不鼓励”农村孩子去读大学。按照这位委员的逻辑，穷人家庭都不要鼓励孩子读大学了，以避免更加贫困，打击面恐怕就不是农村了，连城市低收入家庭都要算进去了。如此歧视穷人、压制教育之举，不知会断送多少上进青年的前程，更是对国家与社会有诸多害处。

单从人口比重来讲，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而且是一个城乡二元体制分化极为严重的国家。尽管中央政府取消了农业税，还有适当的耕地补助，但传统种植业的低产出早已让农民大失所望。上亿农民工往城市中流动，青年人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的主力军。人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卷入城市化的大潮？农民又为何甘受白眼，在城市从事低端工作呢？

早在19世纪，美国社会学家莱温斯坦就试图用一个最为简单的道理来对迁移的规律进行总结。他认为，人口迁移并非盲目的无序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作用的结果。“推力”是指原居住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可以是大量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某一小群体的特殊待遇。不难想象，当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生活水准、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时，农村青年的流动意愿自然而然就生发出来了。这种强烈的流动意愿恐怕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政府可以阻挡得了的。

不可否认，农村青年人口的流失将加速农村的空心化，农村因此被称为“38.61.99部队”，意为留守的都是些妇女、儿童与老人。最近几年的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选择夫妻同时进城打工，有的还将子女带入城市读书，在农村里留守的就只有老年人了。青年人口的流出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村文化断层，影响了农村的生产发展，因为他们忙于在城市挣钱养家，无心参与家乡建设。农村贫困似乎走入一个悖论：脱贫需要青年，青年却大量流失。不过，挽留住青年就能使农村发展吗？农村又靠什么资本来挽留青年？如果没有促进性的国家政策、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青年的外流将是前赴后继，且无法阻拦。

当然，我们不能不能否认农民的主体文化，更不能用教育程度来衡量文化水平。但事实就是这样，没有学历教育，青年人很难在社会立足与发展。社会对学历与文化的普遍性共识已经存在，即便想要扭转，也不该以牺牲农村孩子为代价。

“不鼓励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是变相剥夺农村青年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更无益于农村发展。与其将农村贫困归罪于穷人家孩子的受教育机会，不如多从制度性层面找原因，分析城乡差距为何如此之大，探讨国家层面的农村发展规划。

坦白说，说这话的政协委员是真的不懂中国社会，更不懂农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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