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和恐怖分子看日落的耶鲁男 (图)

文/陈尔东

耶鲁的求学生涯已经进入了第二年。从首都华盛顿移师这座只有十多万人口的小镇，我正在经历北美社会科学领域另一种完全不同风格的洗礼。华盛顿作为地缘政治的中心，拥有数千家智库和非营利组织，为青年学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实践平台。每一天，都有上百场政策研讨会在华盛顿的各家智库进行，只要提前免费注册，就可以前往聆听，会后还可以向各位嘉宾提问。耶鲁坐落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座临海小城，校园环境优美，学术氛围浓郁，克林顿夫妇便是在这里的法学院邂逅相知，擦出爱的火花，虽然后来被莱温斯基小姐搅了场不大不小的局。

作为耶鲁大学非洲研究专业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学生，我所选择的小众路径常常引来同胞们的不解。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选择理工科或是商科的专业，因而从事文科研究，并且是极其罕见的非洲政治研究，常常让外人颇感困惑。事实上，我也是半路出家。大学时候，我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主攻东北亚方向的区域外交研究，也曾不止一次前往朝鲜、台湾等地进行实地调研。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应南非一家高等教育机构的邀请，在南苏丹进行了近一个月独立的田野调查。彼时正值这个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刚刚独立，百废待兴，边陲地带还不断有游击队跟政府军打得不可开交，抢水牛争石油，不亦乐乎。我跟随一位南苏丹当地记者，混进总统府和议会大厅，拦住总统追问，跑去外交部长家里蹭饭，还和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将军喝酒吃肉到天明。非洲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爽朗和洒脱，深深触动了我，而他们对中国在非洲日益提升的战略角色感到既兴奋又不安，也让我坚信，中非日渐深入和全面的互动，需要专门的研究型人才进行解读和分析，帮助双方少走弯路，实现多赢。

顺利拿到耶鲁的录取，我开启了在小镇单调而又丰富的求学生涯。非洲研究专业在耶鲁算是比较冷门的学科，学生人数加起来不足十位，所以录取率极低。教授人数接近二十位，是学生人数的两倍多，因而每位学生能够享受到的个体关怀是非常强烈的。我在耶鲁选修了十多门课程，绝大部分课上的学生人数都不到两位数。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我们从非洲邀请一位官员、专家、学者或是活动家，分享经历，热烈讨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非洲，自然得掌握非洲的语言。我们的项目开设了多门非洲语言，我选修的是南非的一门民族语言 — 祖鲁语。每学期末，各个非洲语言的学生们用所学语言自编自导一场话剧，向全校进行汇报演出。耶鲁非洲研究的精髓在于，鼓励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对每位学生的独立思考充分尊重，并且用无比开明和包容的心态启发学生进行创新性研究，打破常规，不拘泥于刻板。我的同学中，有研究坦桑尼亚民族舞蹈的，也有对南非街头枪战念念不忘的，甚至还有一门心思梳理尼日利亚毒品出口路线的。个体的丰富造就了群体的多元，也激发了源源不断的思维交锋。系里系外，大家早已情同手足，对非洲共同的兴趣和激情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最大的公约数。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研究非洲，自然不能纸上谈兵，需要脚踏实地。每年暑假，耶鲁的非洲研究项目就会为每位学生提供慷慨的研究基金，支持大家前往各自的研究区域进行田野调查。我的研究方向是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战略和能源博弈，尤其是在南北苏丹、尼日利亚和南非这几个国家。今年暑假，我前往尼日利亚，在那里扎根将近一个月，广泛接触政治界、工商界和文化界的各路精英，仔细聆听他们的故事，深入分析中美在当地的战略对弈和战术交锋，见证中国企业的崛起和困境，也关注以中华文化和价值观为载体的软实力渗透。经济改革急速先行，政治开放稳步跟进的中国发展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青睐，一场东西方体制之争正在悄然展开。

冰冷的政治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我总是对政治世界里的微观之美心动不已。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我和同龄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恐怖分子们从午后一直聊到到日落，走进对方真实的心理世界，探究政治动机背后错综复杂的人性。

Omar和我同龄，甚至还比我小两个月，但却是宗教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一名资深老兵。他已经在尼日利亚北部打了七八年游击，和他的战友们并肩作战，与政府军进行了旷日持久而又艰苦卓绝抗争。双方实力此消彼长，起起伏伏，却从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一锤定音，给对方致命一击。Omar坚信自己二十多年来的人生路径从未偏离信仰的正轨，他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追逐主宰了他二十多年来激情四射的人生，而不断深入的游击生涯进一步塑造了他打击不同信仰者，尤其是西方教育接受者的坚定决心。

Omar告诉我，他的名字在伊斯兰世界非常普遍，代表着“生命的长久和延续”，他觉得，是宗教的力量给了他永续生命的动力，并且自豪地向我宣称，他愿意为这份信仰贡献一生的力量。聊到动情处，Omar在咖啡店里旁若无人地向我展示起了腰间和背部的各个伤口，他苦笑着，眼神里却透露着光芒。我仿佛从这些战争的印记里看到了这位尼日利亚同龄人为信仰付出的残酷代价。恐怖主义固然可恨，可是这些正直青壮年的所谓“恐怖分子”们又何尝不是族群对立和宗教冲突的受害者呢？Omar似乎对我的IPhone5很感兴趣，不停地摆弄它，充满好奇心地让我教他如何拍摄全景图片，而当我要为他拍一张照片留念的时候，他又略显羞涩地试图闪躲。那天我的包里刚好有一部淘汰了一年多的IPhone4，于是送给了Omar，他很开心，一再表示回到北方之后要跟战友们显摆一番。Omar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西方教育是罪恶之源，他实在是不能理解我不远万里去美国念书的意义。Omar试图把我引入他眼中的正轨，努力了好久却发现是徒劳，只好作罢。临别之时，我跟Omar说，“自由”和“包容”是温柔而伟大的力量，融化仇恨，增进共识。很显然，他对我的解读不以为然。

独立闯荡非洲的次数多了，我的胆子越来越大，随处可见的打架斗殴和毒品交易也逐渐习以为常。与形形色色的非洲朋友们打交道，聆听他们真实的声音，让我不由自主地热爱上了这块充满希望和动感的热土。从南非到南苏丹，从尼日利亚到肯尼亚，不经意间我已经把足迹印刻在了非洲东西南北的各个区域，身体力行地把耶鲁所提倡的实践精神发扬光大。在耶鲁研究非洲，尤其是研究变革中的中非互动，为我开启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我认识了很多如Omar一样坚韧不拔并且个性鲜明的非洲朋友，并且领略这片土地的迷人魅力，见证它在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当留学界被商科的实用主义强力主导甚至是强势垄断的时候，我和我的文科同仁们深知，多元的世界需要多元的选择。我们选择了耗时久、难度大、见效慢的人文社科，就意味着踏上了一条冷暖自知却乐在其中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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