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全球经济的救命稻草吗？

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入，“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再度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热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经验？是否这样的模式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新榜样？亦或是全球经济走出危机泥潭的“救命稻草”？

作者：宿亮(政见网)

英国华威大学教授肖·布莱斯林（Shaun Breslin）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普遍适用于全球经济增长，只能体现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模式”可以被他国看成是一个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发展道路的例子，但不是什么经济发展的“密码”。

关于“中国模式”的起源，布莱斯林认为，它最初出现时被视为能够重塑国际政治博弈关系的一种现象，指的是中国在东亚和非洲的影响力相对美国上升，导致国际秩序的重构，威胁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模式。

2004年，乔舒亚·库伯·雷默最早提出“北京共识”。布莱斯林指出，雷默所说的“北京共识”更多是当时的领导层希望未来达到的目标，而非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客观描述，这些目标甚至在现在仍未达到。

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缺陷愈发明显，这使得亚非拉国家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开始希望从中国借鉴经验。它们关注的是“中国成功了”，而不是“中国是怎么成功的”。与之相对，中国国内对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批评却愈演愈烈。内外看法不一，对比鲜明，并没有统一的看法。

关于“中国模式”的内容，布莱斯林认为，它更多是成功的象征，而不是独特、清晰的经济发展规范。

中国的发展是多元化的，单一的列出某一因素都不免造成遗漏。例如，以小型企业起家的浙江就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迥异于奉行重商主义的重庆和陕西。所以，很多人使用了“务实主义”、“渐进主义”、“经验主义”、“强政府”、“稳定发展”、“招商引资”等表达方式。

然而，具体分析就能发现，中国所做的无非是国家通过金融手段控制经济活动，以出口为导向进入全球经济生态系统。这些经验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并不陌生。当然，各国使用这些做法时的程度各有不同。而中国由于本身在历史、国际政治和国内市场领域的独特性，在推行这些措施时也显示了更多独特性。

经济学家斯科特·肯尼迪曾经就批评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指出中国发展实质上都是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如果中国发展方式仅是一种“强国家发展模式”的新成功，那么又谈何独特、以“中国模式”为标签的独立发展道路？

其实，中国经济发展仍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但西方观察家急于找到“华盛顿模式”的替代品，忽略这一点，只关注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管理。这样理解“中国模式”，不仅片面，还可能忽视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改革。

关于“中国模式”能否推广，布莱斯林持否定态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背景过于独特，仅市场规模一项他国就不可比；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特点本身不能作为他国发展蓝图，“华盛顿共识”受到批评就是因为它寄希望于给全球各国经济提供统一的解决方案，既然这样行不通，为什么还要再去寻找整齐划一的“中国模式”？

因此，布莱斯林认为，分析中国，重点并非中国发展是什么，而是中国发展不是什么，比如不是“休克疗法”、不是一味市场自由化、不是照搬西方模式等等。如果一定要学，可能也只有这些是“放之各国而皆准”的。

最近几年，一旦全球经济波动，“中国模式”即被提及，这或许是一种活跃的学术思考。但正如布莱斯林所分析，如果变化中的中国经济增长被固化成一种“模式”，那么人们可能真的会忘记中国经济发展尚不成熟、尚有亟需改进之处的事实。活在“中国模式”的梦里，忽略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对于中国和试图实践“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都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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