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影人”范坡坡谈中国“柜族”

“我是自由制片人。在中国大陆，‘自由’其实跟‘地下’等同，属于通不过审批的那类人”，携纪录片《舞娘》参加阿姆斯特丹亚洲电影展的中国“同志影人”范坡坡说。身兼北京同志中心理事和男同性恋杂志《点》编辑的他致力于为LGBT(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人的概称)争取同等权利。

在荷兰莱顿大学举办了题为“中国柜族”的讲座之后，范坡坡与荷兰在线记者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玲珑大奖
作为一名积极展现同性恋人群生活的“同志影人”和活动家，自2006年起，范坡坡先后完成了《春光乍泄：百部同志电影全记录》一书和《好日子》、《台北：彩虹之城》、《新前门大街》以及《柜族》等纪录片。他拍摄的《舞娘》在2011年获得了香港同志影展的“玲珑大奖”，他本人被誉为“中国男同志届闪烁新一代的耀眼新星”。

从幼年起，范坡坡就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性取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同性恋文学在中国的奇缺使他萌生了创作欲望，并于2006年完成了《春光乍泄：百部同志电影全记录》。尽管在审批过程中几经周折，但这部书最终仍得以正式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完整、详尽地介绍“同志电影”的作品。

包容
范坡坡认为，2006年至今，中国的政策对于LGBT来说并没有改进，而网络审查的加严反而使人们更难获取有关同性恋的信息。尽管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新出台的《电影审查条例》中“同性恋”一词突然消失，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放松：“因为政府可以用其它的方法来审查你，可以说你是色情的，或者是变态的。在中国有两个敏感的话题：政治和色情。而同性恋问题与二者都有关联”，范坡坡说。

但同时，范坡坡也看到了正面的变化，尤其体现在年轻人身上：“人们对LGBT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加大了，比如，在‘北京同志中心’也会有异性恋者来做志愿者，”范坡坡说，“而且，近几年对‘同志运动’本身的探讨也有所加深，包括有关本质主义和建构论的讨论，还有就‘出柜’问题进行的讨论以及对低阶层、低收入的同性恋者的关注。”

体制
在中国，无论做什么事，你都得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同志运动”也如此。

范坡坡认为，大规模抗议对中国政府来说不一定有效。“西方社会体制上有一定的表达空间，你有发声的权利，在中国不同。你当然可以选择在光天化日之下去街头抗议，可过不了几分钟你就有可能会被制服，塞进袋子里带走。这有什么意义？”而且，人们的表达，可以是抗争性的，也可以是娱乐性的：“你拍一部电影的本身就表现出一种抗争，因为你反映了他们的生活。”

所以，无论是组织活动还是拍片，范坡坡他们都会进行慎重的考虑。比如，为了躲避控制和监视，在选择一部同性婚姻记录片的拍摄场地时，他们绞尽脑汁最后选定了前门大街。“这是因为我们拍片前做了调查，发现那边的街头上并没有警察，只有保安”，范坡坡笑着解释道。

还有，由于街头散发传单违法，他们就选择了向大家分发鲜花的方式，里面附上一张印有LGBT信息的小卡片。

值得庆幸的是，为LGBT争取权益的并非只有他们自己。今年“两会”召开之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李银河就第四次设法寻找愿意替她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的代表。遗憾的是，这一努力却再度未果。

“同性恋权益本身就是人权的一个方面。而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变，同性恋的利益也就不会有什么改变”，范坡坡说。

定位
谈起他所拍摄的反映LGBT生活的纪录片，范坡坡说：“纪录片这一形式其实很重要。因为在一般的电影里，你看不到完整的社群概念。我本人认同同性恋，我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个社群提高被接受程度，提高他们在社会中的可见度。”

至于有人提出他的影片应少一些预设和明显的认可倾向，多从观察的角度入手，范坡坡对此直言不讳：“是的，我觉得自己的定位还应该探讨。我承认自己在片中有预设，我也会考虑改进。”

范坡坡说，他所制作的影片主要都是通过网络和独立出版的DVD播放，并未公映。那些DVD其实就是非法出版物：“这也是下策，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公映。好在在中国还算有一定的空间。”

重心
谈到‘同志中心’有没有考虑组织LGBT在国外举办婚礼等活动时，范坡坡解释说国内已经有商业公司在做了。但是，他认为“如果一个同性恋者的生存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就业难、受歧视，那举办婚礼与否就不是很重要的。公益机构应该找准重心。”而‘同志中心’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等等会帮助那些甚至产生自杀念头的人解脱困扰，有时或许能挽救生命。

尽管传统力量的强大使社会变迁需要走过漫长的历程，但范坡坡相信：“如果我们坚持下去，中国人就会对之习以为常，而中国LGBT的境遇和相关法律也会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