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五分之一的中国男人想买性玩具
2015-06-03 潘绥铭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笔者在2010年的全国调查问卷中这样询问：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卖“成人用品”，包括：假阴茎、按摩棒、充气娃娃、情趣内衣等等，请问您曾经想过去买这样的商品吗？（1．从来没有想过；2．想过，但是并没有真的去买；3．我买过。）
回答结果是：在男人中有19.0％的人想过要买；有5.7％真的买过。在女人中则分别是7.8％和2.7％。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的性玩具产业不仅仅行销全球，也打动了五分之一中国男人和十分之一中国女人的心。
顾客是什么样的人？
在分析该调查问卷时，笔者惊讶的发现，对于自己至少想过要买性玩具的可能性来说，最显著的也是几乎唯一的影响因素居然是城市里那些无业或者在上学的人。他们要买的可能性是农村劳动者的14倍。
更加有意思的是，社会学通常很重视的那些阶层划分因素（年龄、上学年数、收入等级、婚否等），与想买性玩具的可能性全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
这就是说，性玩具的顾客其实仅仅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且目前还看不出有多大的发展可能。由此推论，遍布中国城市的“成人用品商店”主要是靠惊人的差价而不是靠市场的扩大来维持生计。
买性玩具做什么用？
笔者对于那些回答说自己至少想过要买性玩具的人接着又询问到：您想过买“成人用品”。那么您是想怎么使用？
结果，有24.6%的男人和22.6%的女人说“过性生活时，跟对方一起用”；有21.0的男人和29.1%的女人说“我自己给自己用”；说“给对方用”的男女分别占9.3%和9.5%；说“各种可能都有”的占16.5%和12.3%；还有28.6%和26.5%的男女说是其他用途。
这说明，首先，男人和女人在性玩具的用途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次，无论男女，在1、2、5这三大主要用途上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三，至少想过要买的男女都有四分之一还多的人是用在备选答案之外的其他方面。
追求性快乐，何错之有？
首先，在发达国家，这样的物品只准使用性玩具（sex toy）这个称呼，禁止叫做“性工具”，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它具有任何工具的作用。在中国，商家使用“成人用品”的称呼，既可以规避政策，也可以规避“玩具”这个词的本意。这种营销策略实在是高。
其次，统计分析表明，中国人很可能给性玩具赋予了多样化的意义，但是使用性玩具这一行为的性质却并没有分散化。它不仅是性的独处的另外一种形式，而且是性的独立与纯粹化；因为不仅可以自己独立使用，不再顾及对方；而且也可以把“性”之外的其他任何因素都极大地减少，变得更加纯粹。
中国儒家文化把性淹没在婚姻家庭的大酱缸里；道家把性彻底变成“得道成仙”的工具；佛家全盘否定了性的存在合理性；中医则把性“伤身化”。总之，性在古代中国既不是一个独立的思维概念，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
现在，性玩具的出现与相当规模的行销，标志着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的性，已经从人际关系的社会层次上独立出来了。试想，当一个人自己使用性玩具的时候，或者双方共同使用的时候，除了获得纯粹的性快乐，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其他意义呢？还用得着去考虑那些烦人的“关系问题”吗？
对于女性来说，性玩具的出现与行销，有助于女性去寻求纯粹的性快乐，这基本颠覆了那种“女子无性便是德” 的传统观念；有助于女性自己独立地获得性快乐，不再仅仅依靠男人、性关系或者婚姻；有助于女性减少在人际性关系中常见的所谓“性冷淡”或者“不协调”。
但是，例如假阳具这类性玩具，也会加固“惟插入论”的陈腐观念。
中国商人，还是不太会玩儿
但是，中国的性玩具，毕竟是中国性文化的产物。那些制造者们仍然被“插入式”的陈旧概念牢牢束缚，仍然仅仅模仿直接的生殖器，还不知道或者不理解“性不仅在两腿之间，更在两耳之间”这样一个从1950年代就在发达社会里广泛传播的新理念；更不知道或者不理解“脑电波”和“皮肤中心”的新的理论；甚至就连明清“性小说”里早已描绘得淋漓尽致的许多性玩具，也一无所知，更别提制造了。总之，不差钱，缺文化。
尤其是，性玩具商人可能永远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女用的性玩具固然可以继续增加品种，但是作为消费主力的男性来说，就连充气娃娃，恐怕也还是竞争不过男人自己的左右手。
商业化，利大于弊
性玩具是商品，是要赚钱的；没有一个制造者和营销者会“为人民的性福服务”；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弊病，例如夸大作用、片面宣传、制造市场等等。
但是在客观上，商业化却又给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性满足机会和条件，实际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性文化。尤其是，商业化所带来的所谓“消费主义”，其实正是传统中国所最缺乏的啊。说到底，“性”怎么就不应该消费呢？为什么非要给“性”强加一大堆崇高的意义呢？
这就是历史的“歪打正着”，是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啊。
（原标题：性玩具——性的独立与纯粹化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中国男人买性玩具，女性呢？
中国女性为什么对性生活不自信？
回答结果是：在男人中有19.0％的人想过要买；有5.7％真的买过。在女人中则分别是7.8％和2.7％。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的性玩具产业不仅仅行销全球，也打动了五分之一中国男人和十分之一中国女人的心。
顾客是什么样的人？
在分析该调查问卷时，笔者惊讶的发现，对于自己至少想过要买性玩具的可能性来说，最显著的也是几乎唯一的影响因素居然是城市里那些无业或者在上学的人。他们要买的可能性是农村劳动者的14倍。
更加有意思的是，社会学通常很重视的那些阶层划分因素（年龄、上学年数、收入等级、婚否等），与想买性玩具的可能性全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
这就是说，性玩具的顾客其实仅仅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且目前还看不出有多大的发展可能。由此推论，遍布中国城市的“成人用品商店”主要是靠惊人的差价而不是靠市场的扩大来维持生计。
买性玩具做什么用？
笔者对于那些回答说自己至少想过要买性玩具的人接着又询问到：您想过买“成人用品”。那么您是想怎么使用？
结果，有24.6%的男人和22.6%的女人说“过性生活时，跟对方一起用”；有21.0的男人和29.1%的女人说“我自己给自己用”；说“给对方用”的男女分别占9.3%和9.5%；说“各种可能都有”的占16.5%和12.3%；还有28.6%和26.5%的男女说是其他用途。
这说明，首先，男人和女人在性玩具的用途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次，无论男女，在1、2、5这三大主要用途上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三，至少想过要买的男女都有四分之一还多的人是用在备选答案之外的其他方面。
追求性快乐，何错之有？
首先，在发达国家，这样的物品只准使用性玩具（sex toy）这个称呼，禁止叫做“性工具”，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它具有任何工具的作用。在中国，商家使用“成人用品”的称呼，既可以规避政策，也可以规避“玩具”这个词的本意。这种营销策略实在是高。
其次，统计分析表明，中国人很可能给性玩具赋予了多样化的意义，但是使用性玩具这一行为的性质却并没有分散化。它不仅是性的独处的另外一种形式，而且是性的独立与纯粹化；因为不仅可以自己独立使用，不再顾及对方；而且也可以把“性”之外的其他任何因素都极大地减少，变得更加纯粹。
中国儒家文化把性淹没在婚姻家庭的大酱缸里；道家把性彻底变成“得道成仙”的工具；佛家全盘否定了性的存在合理性；中医则把性“伤身化”。总之，性在古代中国既不是一个独立的思维概念，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
现在，性玩具的出现与相当规模的行销，标志着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的性，已经从人际关系的社会层次上独立出来了。试想，当一个人自己使用性玩具的时候，或者双方共同使用的时候，除了获得纯粹的性快乐，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其他意义呢？还用得着去考虑那些烦人的“关系问题”吗？
对于女性来说，性玩具的出现与行销，有助于女性去寻求纯粹的性快乐，这基本颠覆了那种“女子无性便是德” 的传统观念；有助于女性自己独立地获得性快乐，不再仅仅依靠男人、性关系或者婚姻；有助于女性减少在人际性关系中常见的所谓“性冷淡”或者“不协调”。
但是，例如假阳具这类性玩具，也会加固“惟插入论”的陈腐观念。
中国商人，还是不太会玩儿
但是，中国的性玩具，毕竟是中国性文化的产物。那些制造者们仍然被“插入式”的陈旧概念牢牢束缚，仍然仅仅模仿直接的生殖器，还不知道或者不理解“性不仅在两腿之间，更在两耳之间”这样一个从1950年代就在发达社会里广泛传播的新理念；更不知道或者不理解“脑电波”和“皮肤中心”的新的理论；甚至就连明清“性小说”里早已描绘得淋漓尽致的许多性玩具，也一无所知，更别提制造了。总之，不差钱，缺文化。
尤其是，性玩具商人可能永远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女用的性玩具固然可以继续增加品种，但是作为消费主力的男性来说，就连充气娃娃，恐怕也还是竞争不过男人自己的左右手。
商业化，利大于弊
性玩具是商品，是要赚钱的；没有一个制造者和营销者会“为人民的性福服务”；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弊病，例如夸大作用、片面宣传、制造市场等等。
但是在客观上，商业化却又给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性满足机会和条件，实际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性文化。尤其是，商业化所带来的所谓“消费主义”，其实正是传统中国所最缺乏的啊。说到底，“性”怎么就不应该消费呢？为什么非要给“性”强加一大堆崇高的意义呢？
这就是历史的“歪打正着”，是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啊。
（原标题：性玩具——性的独立与纯粹化 特约专栏，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中国男人买性玩具，女性呢？
中国女性为什么对性生活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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