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和西方价值观

教育部长为何警惕西方?

过去的一周余,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让自己登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月19日,教育部长在与多名大学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这种对西方的警惕,与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大相径庭,仿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不堪一击,无法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中胜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

或者就是他所掌管的高等教育领域出了严重问题,以至于这些已经成年、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学生们都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听到错误观点后,只会盲从而非批判,似乎唯有思想垄断才可确保他们“走上正路”。

于是不难理解,为何这一高论发表之后,舆论多为讽刺和批评。

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被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西方价值观?

2014年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中,邓小平复出后首先分管的是科技教育,第一件事就是引进西方教材。为此他求助于分管财政的李先念,特别划拨了10万美金,并且说,这个回报至少上百上万倍。

按照袁部长的要求,和邓小平犯了同样“错误”的,恐怕还有他现在的顶头上司,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大法学院求学期间,总理曾和同学一起翻译过英国法官丹宁的《法律正当程序》、并帮忙汇编北京大学法律系使用的西方法学材料。

就连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同样如此,2012年,他曾向人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退一万步,甚至袁部长本人,四年前也曾在政协会议上表示,“更多引进外国资源都没风险,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党的组织,有中国的优势。我们还派那么多人出去,在资本主义窝里都不受影响,还怕在自己这里受影响?”

这段话是如此精彩,可见个中道理,袁部长本人心知肚明。这次发表“敌西方”的讲话,想必只是因为利益,而不是理念。上峰意欲收紧意识形态,做部长的,就只能贯彻落实。甚至表现得更为激进,来显示自己的努力。

纵观两办之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也只是反复强调要编写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教材,没说封禁西方教材。

袁部长这次的讲话,大概有些“用力过猛”,出现了明显漏洞,舆论围攻也是理所当然。但就实际效果来看,可能也没太所谓。毕竟决定这位部长去留的,主要是上级意志,不是民意。

而根据过往经验,“左倾”往往要比“右倾”安全得多,就算错了,最多不会受到赏识,不必担心被责备。如果对了,投其所好,则有望高升。这,才是一个”敌西方“的教育部长诞生的制度土壤,与个人政见无关。

只是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公众早已不像文革时那样盲从。官方的宣传就算可以凭借行政权力“进教材”、“进课堂”,也不会那么容易“进头脑”。

对于袁部长的要求,我们仍有黑色幽默作为最后武器。例如媒体人熊太行的这段西游新编:师徒四人跳了经卷上了鼋背,真好似平地一般。老鼋开口发问:“圣僧,西方世界,可太平否?”“人人吃斋礼佛,真真个西方极乐。蒙如来赐我经卷5048卷,保我唐王社稷永安。”老王八沉吟半晌,忽然往水中一沉,把师徒四人掇进水中:”绝对不允许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流入中国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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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器,法学院出品的新闻人,全中国转悠,寻找这个时代的典型故事。闲读宗教和政治哲学,探求属于个人和公众的“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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